財經觀察：“米荒危機”背後，日本吞下“輕農”苦果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潘小多 環球時報記者 倪浩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陳欣】編者的話：4月底5月初這一週，日本平均米價為每5公斤4214日元（100日元約合4.9元人民幣），較前一週下降19日元，並實現18周以來的首次回調。但米價仍約為去年同期的兩倍。日本專家預計，由於品牌大米價格仍居高不下，整體米價的下降空間可能有限。2024年夏季以來，受大米歉收等因素影響，日本大米出現短缺，價格不斷上漲。分析人士認為，這場曠日持久的“米荒危機”，折射出日本農業和社會的深層問題。

“這場危機並非不可避免”

5月12日晚，日本NHK電視台的《7點新聞》節目結束時，兩位主持人的結束語是：“米價高漲，人們在超市自然而然就拿起了2公斤裝大米，而不是5公斤裝大米，希望更多儲備米進入流通後情況能好起來。”

“五一”假期前，《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家附近的大型超市都出現了大米斷貨的情況，親朋好友間相互交換哪裏“有米”的信息。這幾日超市雖然有貨，但東京和橫濱一些超市的大米貨架上都掛着“限購一袋”的提示。

美國《時代》週刊稱，旨在保護農民的政策，加上極端天氣等因素，導致日本自去年以來大米短缺。

日媒將從去年持續至今的“米荒”稱為“令和米騷動”。這場危機讓一項廢止多年的政策成為輿論焦點，那就是“減反政策”，即限制大米產量的生產調控政策。該政策曾是日本農業領域的基本制度之一，目的是通過抑制稻米生產防止供過於求，並配合補貼機制維持米價穩定。二戰後，由於糧食極度短缺，日本政府曾大力推動稻米增產。隨着農業技術進步，水稻產量迅速提升，大米成為日本家庭的主食。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飲食逐漸西化，導致大米嚴重過剩。為此，日本政府於1970年開始限制新開水田，並通過補貼鼓勵“轉作”——在田中種植麥類、大豆或飼料用米等。按照政府計劃種植的農户可獲得補助，種植飼料米每0.1公頃最高補貼10.5萬日元。通過這些舉措，政府調控了供需，保持了米價穩定。

不過，日本亞洲增長研究所的本間正義認為，這一政策導致市場幾乎沒有迴旋餘地，小問題都可能引發嚴重混亂。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鈴木認為，保持供需緊張意味着即使需求發生輕微變化也可能引發短缺或價格上漲。

2018年“減反政策”廢除後，日本有14個道縣立即提出大米增產計劃，然而，從2018年到2023年，日本大米的實際產量持續下降。2024年雖略有回升，但仍未恢復至廢止前水平。

大米增產為何如此艱難？美國《時代》週刊直言，“大米是日本最政治化的作物”。大米市場改革令人忌諱，是因為政客更關心農民選票，而不是農業經濟。從歷史上看，日本農協曾成功組織農民投票支持自民黨候選人，這些候選人推動提高大米價格，因為在1995年之前，大米價格是由日本政府設定的。自1995年市場部分自由化以來，大米價格由供需決定，但一些人為因素限制了供應。儘管“減反政策”已廢除，但日本政府仍通過補貼的方式，引導農民種植大豆和動物飼料等替代品。有專家分析認為，自民黨不願疏遠農村選民。一位自民黨黨員告訴《日經亞洲評論》：“如果自民黨政府染指大米，他們就會垮台。”

“減反政策”還帶來長期不良影響——農户依賴補貼，缺乏商業思維。而且，面對日益開放的農產品進口形勢，日本米農越發難以面對挑戰。

“這場危機並非不可避免，而是數十年來錯誤的農業政策導致的。”《時代》週刊稱，與自然災害或外部衝擊不同，在全球糧食體系日益不穩定的情況下，日本故意破壞其大米生產能力。如果日本不限制生產，每年可生產1700萬噸大米，相當於目前產量的兩倍多。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日本問題專家王佳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當前日本米價“小幅下跌”雖是一個積極的跡象，但仍需謹慎應對，與之前的漲幅相比，跌幅非常有限。

王佳認為，日本大米產業雖然在全球出口市場中所佔份額不大，但其在國內產量、消費或進口政策上的顯著變動，仍可能通過多種渠道引發全球糧食版圖的連鎖反應。日本“米荒”可能提升全球大米進口需求，推高國際價格。另外，日本“米荒”還會改變全球大米貿易流向。如果日本大量增加進口（可能性不大，日本對農產品進口限制較多），就需要從主要大米出口國採購，可能會改變這些出口國的傳統銷售流向，對其他進口國的供應鏈產生影響。除此之外，“米荒”還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政策反應，日本作為重要經濟體，其在大米市場的動作可能引發主要大米進口國和出口國的關注。

為何米貴仍傷農

分析人士認為，“米荒”反映出日本農户高齡化加劇、棄耕地增加、農業吸引力下降等深層問題。

大米價格上漲並未轉化為農民的實際收益，反而加劇農業經營困境。

首先，雖然大米銷售價格提高，但肥料、燃油、農業機械維修費用、人力外包等成本也在大幅上漲。根據農業團體測算，與2021年相比，2024年化肥價格上漲約30%，柴油與電力等能源成本上漲25%，機械修理與更換費用上漲15%。這一系列成本上升幾乎抵消了增加的收入，甚至讓農民陷入更深的經營赤字。

其次，大米的流通結構壓縮了農民的利潤空間。多數稻農需依賴農協或大宗批發商銷售稻米，這些渠道雖提供穩定銷路，卻要繳納高額分銷手續費。

再者，僵化的政策制度與補貼機制使農業生產很難靈活應對變化。日本部分地區存在補貼依賴問題——農民寧可選擇減少種植，維持現有補貼收入，也不增加投入以擴大生產。此外，有日本學者表示，日本大部分農田位於山區且分散，難以有效擴大規模。

最後，隨着老齡化問題加劇，日本農民數量急劇減少。據彭博社報道，日本農林水產省的數據顯示，稻農的平均年齡約為71歲，2015年至2020年間，稻農數量下降了25%。老年農户一般不具備進行市場拓展、品牌構建所需的資源與精力，年輕人也因農業缺乏吸引力望而卻步。

一名60多歲的日本農民告訴《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和15年前相比，其開支增加了60%以上。他和表弟一起務農，一年下來農產品的銷售額大約為1500萬日元，其中一部分還來自蔬菜種植。由於各項成本費用不斷上漲，實際收入並不多，表弟的妻子還需要外出做零工才能維持生計。他還稱，表弟家有3個孩子，但沒有一個想繼續務農。

日本傳統釀酒企業也因“米荒”面臨“百年一遇”的危機。米價暴漲給酒企造成極大負擔。日本一家清酒廠的生產經理水谷仁志對彭博社表示，“農民面臨巨大壓力，農業正在衰落，農民正在退出這個行業。大米供應將長期不足，價格將不得不持續上漲”。

蘿蔔飯又登上了日本的餐桌

為解決“米荒”，日本政府陸續投放了儲備米。不過，日本農協5月9日稱：3月批發商投標成交的19.9萬噸儲備米中，僅完成出貨6.3萬噸。部分日媒認為這是因為批發商精米處理能力有限，目前一部分儲備米仍然處於“糙米”狀態。農林水產省則表示，儲備米之所以遲遲不能上市，是“因為3月和4月正值人事調動時期，此外可能也存在卡車調配困難的情況”。不過，這樣的解釋並沒有讓民眾信服。

日本政府除了釋放儲備米，還在增加進口。農林水產省的數據顯示，今年2月，日本私營企業大米進口量約為551噸，超過了2023財年的總進口量。韓國農協確認，計劃在6月初向日本出口最多24噸大米。不過這一出口量僅佔日本大米總消費量的一小部分。

據共同社報道，作為與美國進行關税談判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正考慮增加美國大米的進口。維也納大學研究日本農業改革的學者延奇認為，從國外進口大米可能會在短期內緩解日本高企的大米價格，但從長遠來看，“更多的進口大米意味着農民種植水稻的動力更小”。

為應對生產者高齡化的問題，日本農業公司考慮引進外國勞動力。然而，日媒認為，日本在人才爭奪戰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對於東南亞地區的勞動人口來説，歐洲等國家的工資水平高於日本，且語言障礙較小。

“日本面臨忽視農業的苦果。”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稱，日本人限制產量的做法損害了其糧食安全。日本較低的糧食自給率使其處境岌岌可危。隨着大米價格達到50年來的高點，日本正面臨一場以主食為中心的通脹危機，日本家庭的食品成本負擔日益加重。

厚生勞動省於5月9日發佈的每月勞動統計調查速報顯示，日本名義月工資約為30.8萬日元，連續39個月增長。然而，由於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4.2%，實際工資同比減少2.1%，已連續3個月負增長。

當前，在社交平台上，不斷有人分享如何用蔬菜增加米飯的分量，例如加入玉米、馬鈴薯、蘿蔔等。對於50歲以上的日本人而言，蘿蔔飯讓他們想起了1983年播出的晨間劇《阿信》，劇中阿信生活貧困時只能吃蘿蔔飯。誰也沒有想到在21世紀，蘿蔔飯又登上了日本的餐桌。

王佳認為，日本政府為遏制米價上漲所採取的措施初期“收效甚微”可能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一是供需失衡規模較大，二是市場存在強烈的恐慌性購買和囤積行為。未來日本米價走勢取決於多種因素，如日本政府是否會繼續投放儲備米或採取其他穩定市場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