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土耳其為何能在俄烏間“自由遊走”？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俄羅斯和烏克蘭5月16日在土耳其舉行的談判沒有取得突破性成果。雖然談判現場出現的混亂令人意外，但俄烏時隔3年再次進行直接談判，而且地點又是土耳其，讓外界不禁發問，為什麼安卡拉能成為俄烏“都信任的調解人”？除了為俄烏進行斡旋外，土耳其在過去十多年還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等多個地區國家提供調解。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下設的安全研究中心發文稱，土耳其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將自己定位為“中間人”，雖然這一戰略為安卡拉在國際衝突中發揮調解作用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可預測性。

曾促成《黑海谷物倡議》、俄烏換囚

“會談歷時不足兩小時即結束。”據《歐洲時報》報道，在5月16日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談判中，俄羅斯和烏克蘭僅取得部分成果，包括雙方達成大規模換囚協議並同意各自提交對未來停火安排的書面構想。不過，土耳其分析人士塞澤爾對俄羅斯衞星通訊社表示，伊斯坦布爾會談不是徒勞無功，儘管一些歐洲國家施加了壓力，但烏代表團還是坐到了談判桌前。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稱，澤連斯基多次感謝土耳其在促成此次談判和支持烏克蘭方面發揮的作用。土總統埃爾多安5月17日則表示，安卡拉將為俄烏繼續談判以及保持它們之間開放的聯繫渠道竭盡全力。  

此次俄烏談判讓各國再次關注土耳其3年多來為莫斯科和基輔進行的外交調解。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等媒體報道，在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安卡拉呼籲基輔和莫斯科通過對話解決衝突，並表示願意支持任何旨在為和平鋪平道路的倡議，包括調解行動。2022年3月，在土耳其舉辦安塔利亞外交論壇期間，俄外長拉夫羅夫和時任烏外長庫列巴進行了俄烏衝突爆發後兩國間的首次高層接觸。安塔利亞會議之後，俄烏官員於2022年3月28日至30日在伊斯坦布爾舉行了會談，雙方就和平協議草案達成一致。然而，烏克蘭後來單方面退出了和平進程。儘管這兩次談判未能讓俄烏停火，但它們確立了土耳其作為潛在調解人的資格。

2022年7月，土耳其和聯合國促成了俄烏之間的《黑海谷物倡議》，解除了烏克蘭港口穀物和化肥出口的封鎖。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允許在持續的衝突中從烏克蘭黑海港口安全出口糧食、食品和化肥。根據該協議，超過3300萬噸糧食從烏克蘭港口運出，防止了全球糧食危機的爆發。然而，在2023年7月，俄羅斯暫停參與該協議。俄羅斯衞星通訊社稱，這一協議規定在西方制裁運動中解除對俄羅斯食品和化肥出口的封鎖。莫斯科方面表示，協議的這一部分沒有得到執行。

2022年9月，土耳其和沙特共同調解了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一次大規模換囚行動。烏總統澤連斯基在一段視頻聲明中證實了215名烏克蘭士兵回國，並感謝了土耳其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俄羅斯也表示，烏克蘭釋放了55名俄羅斯軍人。

“可靠的調解人”VS“並非完全中立”

“無論談判結果如何，土耳其都將在外交上獲勝。”在5月16日的俄烏談判開始之前，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學者梅拉爾就稱，此次談判滿足了安卡拉成為談判者和地區發展關鍵參與者的願望，土耳其能與俄羅斯、烏克蘭以及美國等各方進行接觸，這確實是外交上的成功。

另據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有專家分析稱，地緣政治上的鄰近，是土耳其能為俄烏進行斡旋的有利條件之一。土耳其地處歐亞交匯之處，控制着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唯一門户。這一地理優勢使土耳其成為黑海國家的能源和糧食通道，自然也使其在黑海相關事務中擁有一定話語權。半島電視台稱，土耳其積極為俄烏進行調解，背後有着明顯的安全和戰略考慮：停火將有助於黑海水域的安全，降低安卡拉重要貿易和能源路線的風險，並限制衝突對土耳其經濟的負面影響。

“為什麼俄烏將土耳其視為可靠的調解人？”阿納多盧通訊社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提到了安卡拉的“中立外交政策”，而這一觀點得到大多數媒體和學者的認可。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科什昆在網上發文稱，土耳其一直毫不含糊地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和主權，此前在歐洲國家對是否向烏克蘭出售武器猶豫不決的時候，土耳其一直在為烏克蘭防禦和進攻行動提供必要的軍事裝備。

據半島電視台報道，土耳其在維持與北約夥伴關係的同時，也與俄羅斯保持溝通渠道暢通，並避免全面參與西方對莫斯科的制裁。科什昆介紹説，土耳其與俄羅斯保持着牢固的經濟聯繫，使莫斯科能夠獲得進入全球貿易和市場的關鍵途徑。土耳其《每日晨報》稱，土耳其與俄羅斯在能源、核電等領域保持合作。土耳其還保持了對俄羅斯的領空開放。荷蘭歷史學家兼俄羅斯問題專家斯米茨稱，土耳其可通過向俄羅斯艦隊關閉博斯普魯斯海峽對俄構成實質威懾，“但土政府從未使用過這一籌碼”。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鄒志強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説，俄烏衝突長期化、美歐與俄羅斯深陷對抗、互不信任，需要中間人從中斡旋溝通，而特朗普上台使得俄烏和談壓力增大，各方都能認可的土耳其自然成為理想的談判場所和中間人。5月11日，俄總統普京主動提出在土耳其舉行俄烏直接談判，這既是安卡拉過去長期進行的斡旋行動有了效果，也是美國壓力下俄烏雙方的自然選擇。

在過去3年，土總統埃爾多安與俄烏領導人始終保持對話，這也被認為是土耳其能在莫斯科和基輔之間“自由遊走”的有利因素之一。據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2022年8月18日，埃爾多安訪問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成為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唯一一位訪問過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北約國家領導人。2023年9月，埃爾多安前往俄羅斯沿海城市索契，與普京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2024年7月，埃爾多安在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峯會期間再次與普京會晤。

澤連斯基於2024年3月訪問土耳其，會見了埃爾多安。2024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期間，這兩位領導人在紐約再次會面。今年2月，澤連斯基到訪土耳其，埃爾多安親自為這位烏領導人雨中撐傘。有學者認為，這張照片體現了烏克蘭對土耳其的信任。

除了上述優勢，近年來地區與全球局勢的變化，也進一步提升了土耳其的居中調節能力。有分析認為，儘管土耳其曾與西方在庫爾德問題和敍利亞問題上存在分歧，但近期隨着敍利亞新政權與阿拉伯國家以及美國關係緩和，再加上庫爾德工人黨宣佈解散，橫在土耳其與西方之間的這兩大矛盾突然之間得到緩解，無形中又增加了土耳其在各方之間居中斡旋的能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副所長李亞男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土耳其和“敍利亞沙姆解放武裝”關係特殊，且在敍利亞有駐軍，因此在敍未來局勢發展中是關鍵一方，美歐俄都希望藉助土耳其的力量應對敍利亞可能發生的變化。不過，這種優勢隨着敍利亞過渡政權逐漸開始和歐洲、美國進行直接接觸，也在變小。

“土耳其為俄烏進行調解不僅僅是為了遏制地區危機而付出的暫時努力，這本質上代表了安卡拉有意重建其在國際體系中獨立、有效的外交力量的努力。”土政治分析人士薩拉科格魯對半島電視台這樣説。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今年3月撰文分析稱，土耳其在俄烏衝突中的政策是其權衡各方利弊後的精確計算：一方面，這場衝突為土耳其在與北約和歐盟打交道時提供了額外的籌碼，增強了其談判地位，能迫使西方盟友對土耳其做出更大的外交和經濟讓步；另一方面，這也是埃爾多安增加土耳其地區影響力、甚至是其更大戰略野心的一部分。

薩拉科格魯認為，安卡拉在外交調解方面的成功或維持其勢頭，可能會促使西方重新考慮土耳其在地區安全格局中的地位，不再從其要求立即加入歐盟的角度來看待，而是將之視為未來安全部署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不過，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文稱，儘管在俄烏衝突中發揮了重要調解作用，但土耳其並非完全中立。考慮到土耳其在更廣泛西方國家中的地位存在不確定性，西方可能不會百分百支持安卡拉在結束俄烏衝突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學者西迪稱，在美國的中東政策中，土耳其已被邊緣化。

地理歷史特殊VS綜合實力有限

除了對俄烏衝突進行斡旋外，土耳其還在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提供調解。據英國《阿拉伯週刊》網站報道，土外長費丹今年4月與哈馬斯代表團就加沙停火舉行會談。《每日晨報》則稱，2024年12月，土耳其幫助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之間達成了一項歷史性決議，緩和了埃塞俄比亞與索馬里之間持續一年的緊張局勢。2023年4月蘇丹局勢突變後，埃爾多安提出希望蘇丹對立雙方到安卡拉進行直接會談，蘇丹軍方領導人則對土耳其的提議表示歡迎。

《每日晨報》還舉例説，2010年，土耳其發起了涉及波黑、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三邊合作機制。在這一機制下，相關方迄今已舉行了9次外長級會議，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在克羅地亞舉辦的。2011年，土耳其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起啓動了“亞洲之心”伊斯坦布爾進程，尋求促進地區對阿富汗穩定的自主。土耳其還通過聯合經濟項目促進了蘇丹和南蘇丹之間建立信任的行動。

“土耳其積極參與的外交活動遍及各種衝突地區。”據《每日晨報》報道，俄烏在土耳其的會談反映了土耳其在實施一項長期戰略，增強其在全球調解中的作用。半島電視台日前稱，在過去15 年，土耳其已成為重要的外交參與者，其影響擴展到整個非洲。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其進行外交調解的很多國家都擁有利益，包括在索馬里擁有大量軍事存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奧茲基齊爾奇克評價説，以前，像瑞士這樣與衝突沒有利害關係的中立國家會進行調解，如今，土耳其成功地在與其有外交、經濟和地緣政治利害關係的衝突各方中進行了斡旋調解。

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安全研究中心發文稱，土耳其特殊的地理和歷史使其將自己定位為“中間人”。鄒志強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土耳其在多個地區衝突中積極開展斡旋外交，受到其大國追求、戰略自主性和國家利益的共同驅動。    李亞男認為，土耳其進行外交調解的突出優勢在於其無可比擬的地理位置以及獨特的多元身份。除了是西方的盟友、北約成員國、歐盟候選成員國之外，土耳其也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與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大部分國家都有歷史和宗教聯繫，能夠動員的外交資源豐富、能夠開展溝通的渠道多樣、能夠參與的對話平台多元，這為其充當調解者提供了有利條件。

不過，李亞男認為，土耳其雖然是北約第二大軍事力量，但綜合實力有限，缺乏強制保障斡旋協議落地實施的能力。此外，土耳其在一些調解活動中被認為立場“不夠中立”或藉機“謀求私利”，例如俄烏衝突爆發後，瑞典和芬蘭啓動加入北約的進程，但安卡拉以自己手中的“否決票”為籌碼，要求兩國在庫爾德武裝等問題上做出讓步，這讓歐洲各國對土耳其能否在涉及歐洲安全的地緣衝突中扮演一個可信的“調解者”產生懷疑。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環球時報駐土耳其特派記者 沈鈞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張灝 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