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芳華永不褪色（抗戰文藝作品巡禮）

中央新影集團的西山片庫。

吳印鹹的攝影日記。

以上圖片均為電影《穿越烽火》截圖

5月7日，中俄合拍紀錄片《偉大的勝利——蘇聯攝影師鏡頭裏的中國抗戰》開機，俄方贈送了由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珍藏的中國抗戰時期珍貴歷史影像資料。這則新聞發佈後，很多朋友激動地詢問我：《延安與八路軍》全部找到了嗎？

《延安與八路軍》開拍於1938年，記錄了延安和抗日根據地的面貌、八路軍的戰鬥生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部人民電影。這部影片曾被送往莫斯科洗印，因為蘇聯衞國戰爭的爆發，在戰火中失去了蹤跡，具體情況至今是謎。透過歷次尋找回來的部分素材，以及留在延安的16毫米的電影素材，我們可以看到奔赴延安途中的文藝青年們，親切的白求恩大夫，魯迅藝術學院朝氣蓬勃的學生們，抗日軍政大學裏的拼刺練兵場景等。

在中國文藝史上，《延安與八路軍》的主創們個個名聲響噹噹：導演袁牧之，攝影吳印鹹，準備為它作曲的是冼星海。抗戰爆發前，他們已在上海文藝界取得了成就。袁牧之和吳印鹹先後拍攝了《風雲兒女》《馬路天使》等影片，在《風雲兒女》中，袁牧之和女演員王人美是《義勇軍進行曲》的首唱；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冼星海，受聘於東方百代唱片公司，為電影《壯志凌雲》及話劇《復活》《大雷雨》作曲，漂泊的生活終於有了安定的可能。抗戰的烽火將他們投入時代的洪流。冼星海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終於有能力給母親安穩的生活，但是看着周邊人們捲入到抗戰當中，他終究還是要加入他們當中去。

他們歷經周折，從上海經武漢，先後抵達延安——中國抗戰文藝的中心。1938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到達延安，這一情景被《延安與八路軍》記錄。吳印鹹的攝影日記裏對此也有清晰的記載，保存在中國電影博物館。冼星海則在日記中寫道：“中國現在是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向着墮落處下沉，而另一個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揚地。”

我們今天很難想象，1938年的延安能與電影這一當時頗為時髦的藝術形式產生連接。延安地處西北，那時候條件艱苦，專業人才缺乏。其實早在1934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電影小組就成立了電通電影製作公司，《桃李劫》《風雲兒女》都是由電通公司出品，後來電通公司被迫關閉。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為向國內外展示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抗戰的決心，黨中央決定建立自己的電影機構，由周恩來直接領導。袁牧之、吳印鹹先後來到武漢，接受這一重要任務。荷蘭著名攝影師伊文思因無法進入延安，秘密將一台35毫米攝影機贈予即將成立的電影機構。

1938年秋，延安電影團成立。延安電影團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正規的電影和圖片攝影機構。同年10月1日，袁牧之和吳印鹹帶領延安電影團在黃帝陵拍下《延安與八路軍》的第一個鏡頭，彰顯中華民族不分黨派、不論居地都是炎黃子孫的用意。在國家危亡的時刻，《延安與八路軍》要從這裏開始，旨在把中國共產黨“誓為抗日救亡之先驅”的決心昭告天下，喚起炎黃子孫熾熱的愛國情感，動員全國軍民奮起抗戰。

因為抗戰，他們選擇了延安，他們也被歷史選擇，人生為此改變。《延安與八路軍》拍攝結束後，當時的《中國電影》雜誌發表的文章《袁牧之帶着攝影機從敵人後方來》，這樣描述袁牧之：“他的臉被風沙和陽光吹得挺黑，嘴角溢着愉快的健康的笑，勞苦艱辛的工作使他對抗戰勝利極有自信，更艱苦地從事抗戰電影工作。”為拍攝這部電影，袁牧之採訪了黨和軍隊的各級領導，八路軍戰士和老百姓，還走進抗大和魯藝，聽他們上課，看他們排練。經過近兩年的拍攝，吳印鹹決定留在延安，並且不再領取百元大洋的專家薪酬，同戰友一樣，拿5元邊幣。《艱苦創業》《白求恩大夫》《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都是吳印鹹作品中的經典，新中國的攝影美學由此奠基。冼星海在延安期間，也寫出了著名的《黃河大合唱》。

1940年，鑑於延安條件有限，黨中央決定派延安電影團負責人袁牧之和作曲家冼星海赴蘇聯進行電影后期製作，並考察和學習蘇聯的電影和音樂製作及管理。不幸的是，他們到蘇聯後不久，蘇聯遭遇德國法西斯入侵，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和樣片在戰亂中散失。冼星海也因戰爭苦難使身體受損，於1945年不幸在蘇聯病逝。

2020年10月1日，為了向前輩致敬，紀錄電影《穿越烽火》攝製組在黃帝陵用16毫米攝影機在同樣的角度、用同樣的構圖，拍下了第一個鏡頭。由此，一部尋找《延安與八路軍》的電影——《穿越烽火》正式開機。

我們同樣被歷史選擇了。電影的拍攝製作過程充滿不確定性，意想不到的困難和驚喜伴隨我們追尋歷史的過程。我們找到了袁牧之、冼星海入境蘇聯的記錄，中共中央寫給共產國際的密電，袁牧之、冼星海寫給蘇共的信件，冼星海去世前在克里姆林宮醫院的病歷，當時蘇聯影片裏出現的冼星海的名字，以及標着“中國攝影師”的25個膠片盒。目前還不能確認這些膠片是否為《延安與八路軍》。跋涉千里，兜兜轉轉，對於遺失膠片的尋找最終回到了膠片本身。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同時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週年。我們陸續收到一些機構尤其是高校放映《穿越烽火》的邀請。5月15日在清華大學放映《穿越烽火》後與觀眾交流時，一名來自台灣的學生説，看完這個片子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她似乎明白了歷史影像存在的價值。

為尋找《延安與八路軍》，我們採訪過一些親歷者及其後人。李英男是著名革命家和中共早期領導人李立三的女兒，因為參加電影的拍攝，她站在自己莫斯科故居的樓下，講述兒時記憶中的冼星海。就是站在這個窗前，冼星海思念國內的妻兒，有時候會拉一首憂傷的樂曲。他在克里姆林宮醫院裏完成的最後一部作品，叫做《中國狂想曲》。袁牧之的兒媳看過電影后，拉着我的手錶示謝謝我的電影。她印象裏的父親沉默而低調，她不知道親人曾有這樣傳奇的人生。

《穿越烽火》在延安拍攝時，有一位90多歲的老人總是出現在拍攝現場，默默看着，不願離去。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曾是延安電影團的鄰居，那時候他還很小。他説：“我看到你們，就像看到了他們。那個時候他們也是這樣年輕，也是這樣風華正茂。”

（作者單位：中央新影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