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團輝：重塑對華認知底層邏輯，對澳大利亞至關重要

最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辦的一場關於2025年澳大利亞聯邦大選與中澳關係的研討會上，澳大利亞學者鮑韶山表示，他對中澳關係不樂觀，也不悲觀，但抱有期待。這一看法引發不少與會者的共鳴。對於很多關心中澳關係的人士來説，鑑於當前的國際環境和澳大利亞國內政治狀態，對中澳關係作出非常樂觀或者過於悲觀的判斷似乎都是不理智的，但無論如何，大家都對中澳關係前景懷有很好的期待。從現實來看，實現這一期待需要很多條件，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澳大利亞需要重塑對華認知的底層邏輯。

有什麼樣的認知就會有什麼樣的政策。同樣，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演變也反映了其對華認知的變化。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當時執政的澳工黨政府曾考慮過承認新中國，但兩個月後工黨大選落敗，兩國最終未能建交。不過，這也説明澳大利亞並非一開始就以完全敵對的立場看待中國。隨後，由於冷戰的爆發，澳大利亞對華認知不斷趨於負面，加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事件，澳大利亞基本將中國視為敵人和威脅，兩國關係也處於隔絕和對抗的狀態。

到了20世紀70年代，亞洲的局勢逐漸緩和，澳大利亞國內對中國的看法也悄然發生變化，認為與中國持續的對抗不利於澳國家利益。在此背景下，1971年7月澳大利亞工黨領袖惠特拉姆訪華，打破堅冰，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瞭解日益加深，原來的敵對情緒快速消散。1972年底惠特拉姆領導的工黨政府上台，中澳實現建交。隨着接觸的增加，澳越來越把中國視為可以合作的夥伴，兩國關係快速發展。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為中澳關係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為澳大利亞的礦產、能源和農牧產品打開了銷路。正是由於搭上了中國發展的快車，澳大利亞成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唯一沒有衰退的發達經濟體。高度互補的經濟結構和日益密切的人員往來塑造了澳大利亞國內的對華認知，當時談及中國必然會提及中國發展給澳大利亞帶來的經濟機遇。儘管如此，由於中澳在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澳大利亞對中國也存在不少的疑慮甚至是防範心理。2015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曾用“貪婪”和“恐懼”概括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驅動因素，被認為直觀表達了這種矛盾的心態。

大約從2016年開始，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恐懼”快速升高，對華政策不斷偏離正確的軌道。對內，澳媒體、智庫和政治人物開始不斷炒作“中國滲透論”，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禁止華為和中興參與澳大利亞的5G建設，撕毀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簽署的合作協議。對外，澳政府公開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詆譭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通過“奧庫斯”、“四邊機制”“五眼聯盟”等配合美國對華遏制戰略。更嚴重的是，澳大利亞對華認知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中國被視為軍事上的“潛在敵人”、戰略上的“競爭對手”以及澳國內政治的“嚴重威脅”，如何防範和遏制中國成為辯論的重心，而不再是如何同中國交流與合作。

2022年5月工黨政府上台後，中澳關係轉圜。過去3年，中澳關係整體上重回平穩軌道，兩國各層級的溝通恢復，之前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得到了解決。然而，澳大利亞對華認知卻沒有因此完全改變，不少澳輿論仍然傾向於用“挑戰”“威脅”“對手”等詞彙描述中國。這導致的結果是，澳大利亞繼續以所謂“中國威脅”為藉口推進“奧庫斯”的核潛艇計劃，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軍事安全合作以排擠中國影響力，並且多次派遣艦機到南海進行挑釁。

究其根本，澳大利亞對華認知的底層邏輯出了大問題：中國究竟是威脅還是機遇、是對手還是夥伴？澳大利亞究竟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中澳關係？對於本月開啓第二任期的阿爾巴尼斯政府來説，能否校正對華認知，推動中澳關係超越“穩定”、更進一步，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