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國在G7話語權下降了？

在加拿大班夫舉行的七國集團（G7）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計劃於當地時間22日結束，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悄然浮現：美國不再是那個“説一不二”的話事者了。外界普遍認為，表面上看，此次會議聚焦於“全球經濟安全”“支持烏克蘭”與“人工智能合作”，但在會議中真實呈現的，是一次七國集團內部對美國壓迫性主導方式的集體温和反彈。華盛頓想再次用“對華經濟施壓”作為G7共識錨點，但包括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在內的“G6”顯然不願再為美國的貿易政策背書，尤其是那些傷害自身經濟利益的主張。

儘管與會各方在表態中仍力圖體現團結，然而在關税政策、對華策略等關鍵議題上，七國集團內部裂痕清晰可見：在特朗普重新定義美國對外經貿政策，推動加徵“對等關税”之際，G7內部顯現出明顯的不適應與牴觸，甚至連美國的最親密盟友也開始“婉拒效忠”。

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其他六個國家的部長可能會委婉地提醒參會的美國財長貝森特，他們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當他們自己面臨美國的脅迫時，很難滿足華盛頓的要求，對中國施加經濟壓力。以加拿大為例，其出口商品仍被美國徵收25%的高關税；英國雖與美達成有限貿易協定，但多數商品依然承受10%的税率；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麪臨着美國的“對等關税”挑戰。在此情境下，美國財政部卻仍要求各國聯合對中國施壓，打擊“產能過剩”和“補貼出口”。此種雙標策略，顯然難以贏得廣泛支持。

更何況，華盛頓所謂的“經濟安全”邏輯，在G7內部逐漸失去説服力。美國強調中國“國家主導型模式”對市場公平的“威脅”，但它自己卻正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武器化，把關税變為迫使其他國家在談判中讓步的工具，並明確將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作為推進美國製造業迴流的核心政策工具。這種以自身為例外的偏見與傲慢，直接對G7的共識製造機制造成實質性損害。

貝森特雖然被外界視為特朗普政府中較為温和的一員，但此次會議的走向卻清楚顯示：即便是他，也無法有效挽回美國在G7中的領導力滑落。

據美方消息人士透露，貝森特試圖推動G7“迴歸基本面”，專注於內部及非市場國家的不平衡問題，但會議最終的現實卻是，其他G7成員更關注的是如何降低美國關税對本國經濟的傷害。對於這次會議，與其説是大家聚在一起尋求對華新共識，不如説是各自在會議間隙進行的雙邊談判，試圖通過“私下渠道”推動美方讓步。

日本與美國的貿易談判正在推進，德國、法國等國也希望通過對話降低關税壓力。這種“碎片化”的對美談判方式，正是對美國G7話語權下降的真實寫照。而對於中國，G7成員國之間不僅沒有統一立場，甚至連公開提及中國的方式都需小心措辭，以避免內部分裂加劇。

鑑於其他成員與美國在氣候政策方面存在衝突，會議公報關於氣候方面的措辭預計將成為分歧之一；G7 將如何描述美國關税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和投資停滯，而不明確指責其政策，是談判中的另一個棘手問題。據消息人士稱，為了避免會議破裂，加拿大正努力推動一份模糊而廣義的公報草案。換句話説，G7的“共識”正越來越像是一種旨在提供有限情緒價值的語言遊戲——主要目的在於維持象徵性的團結，對實質性的政策推進既沒有貢獻也沒有興趣。

當然，這從另一個角度，也正好印證了美國商會首席執行官蘇珊·克拉克在G7商界領袖會議上的一句話：“我的水晶球非常渾濁，我實在難以看清未來走向。”G7不再是冷戰時期美國戰略協調的順手工具，也不再是全球秩序設計的“指揮中心”，而變成了一個需要內部協調語境、謹慎維持共識，且前途走向日趨不明朗的象徵性俱樂部。

如今，美國與G7之間最大的矛盾，已不再是議題選擇，而是認知框架的分歧：美國仍習慣以領導者身份發號施令，而其他國家則越來越傾向於協商一致與利益均衡。這種分歧伴隨着“美國優先”政策，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今日的七國集團正面臨轉型的內生需求，因為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地緣政治等均面臨重大重構的背景下，各成員國看到了新的力量對比分佈，看到了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高速發展，因此日趨明顯地失去了為某一國家戰略利益買單的興趣。而這一切，正是一個多極化世界正在形成的徵兆。（作者是復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