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瑾瑜、李海東：政娛界限模糊凸顯美國政治分化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指控前副總統哈里斯競選團隊“花重金”請碧昂絲等名人為其站台，暗示哈里斯“以娛樂為幌子”非法支付“代言”費用，並呼籲啓動“重大調查”。此前，美國政府曾以“國家安全”和“拯救電影業”為由，高調宣佈計劃對境外製作的電影徵收100%關税，矛頭直指與民主黨關係密切的好萊塢。這兩起事件都揭示了當今美國娛樂界與政界間極其緊密而複雜的關係。

在選舉政治中，美國娛樂名人具備日益強大的政治動員與話語塑造能力，其廣泛的知名度與吸引力扮演着“催化劑”和“擴音器”的角色。他們通過在社交平台上進行話題打卡、發佈帖文、直播互動等方式，影響着選民參與投票的熱情；通過舉辦私人籌款晚宴和線上捐贈等活動，為參與政治人物的選舉募集更多的資金支持與政治捐贈。相較之下，政治人物則通過對影視作品、頒獎典禮、真人秀訪談等娛樂產品進行公共話語塑造的“政治化”操作，達到宣揚競選理念和籠絡選民的目的。能否熟諳政娛跨界通吃之道，成為衡量參與選舉的政客們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標。

不過，深入挖掘這種政娛融合現象會發現：娛樂界名人的主要政治功能，是顯著提高投票註冊量和參與投票的意願，激發基本盤投票率，但其影響的主要對象是政治興趣較低的粉絲人羣，較難改變具有明確政治傾向選民的政黨忠誠度，或吸引跨黨派新選民。當前美國政界與社會存在的深刻分裂，也意味着娛樂界名人對改變選民政治傾向作用比較有限。美國著名歌手“黴黴”泰勒·斯威夫特在去年大選中曾旗幟鮮明地支持哈里斯，營造了很強勢的輿論聲量，但實際上並未對選舉結果造成關鍵影響。

同時，過度“娛樂政治化”所帶來的反噬風險也不容忽視。在去年的大選中，特朗普團隊將民主黨描繪為“娛樂資本的傀儡”，利用其擅長的政治話語，激發出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建制派精英的厭惡和敵對情緒，使民主黨反而處於選舉政治的極端被動狀態。

實際上，政娛融合是美國選民結構演變過程中娛樂資本與政治權力“共謀互補”的產物。一方面，娛樂化內容成為激發年輕人政治參與的重要入口。根據哈佛大學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研究估計，到2028年，“千禧一代”和“Z世代”將佔據美國選民的大多數。年輕選民更依賴通過社交媒體和流行文化獲取政治信息，對娛樂界名人持有相較於政治人物和傳統媒體機構更高的信任度，更願意參加他們轉發推廣的選民登記和投票工作志願者募集活動等。同時，美國年輕一代中也有不少“反偶像羣體”以社交平台為陣地，通過製作表情包與二創視頻等亞文化操作，十分生動且有效地持續解構着美國的政治與文化主流敍事，對娛樂界名人的説教式政治動員進行“反抗”。

另一方面，傳播技術發展和媒體生態轉型也正在重塑美國政治。現有主流社交平台以算法推薦為核心，偏好互動性、情緒化和視覺衝擊力強的內容，這為娛樂短視頻和推文帶來相較於傳統電視政策辯論節目的獨有優勢。在提升政治信息的可及性與參與度、在特定議題上精準定位受眾並引起情緒共鳴、增強基層動員和社會運動擴散等方面，以社交媒體為主體構成的“新生態”影響尤其明顯。不過，這也帶來了“文化戰爭”擴大、政治極化加深、信息繭房強化、助長虛假信息傳播和水軍操縱等諸多弊端。

總體來看，美國國內出現的“娛樂政治化”和“政治娛樂化”現象揭示出其政娛融合、利益互嵌的客觀現實和發展趨勢。娛樂名人通過其在社交媒體中的立場表達、影視作品的隱喻等影響着選民情緒和塑造着選舉議題風向，某種程度上成為政治勢力的擴音器。政界人物則在政策制定、税收優惠、平台管控、市場準入等調節着娛樂產業的佈局和走向。

政娛融合現象對美國發展有複雜影響。二者間相生相剋的互動模式，不僅折射出數字時代政治傳播的變化，也暴露出所謂美式民主政治的深層危機。美國政府以政治任命和高調施壓手段，試圖塑造一個支持其政治權力的娛樂界政策環境與話語格局，但政娛融合實際將成為激化而非化解美國政治分裂和動盪的一個誘導因素。（作者分別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