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鄭恩：Z世代“數字迷因”，凸顯國際傳播範式變革

雖然國際局勢變亂交織，但中外民間交流並未受到太大影響，反倒隨着美國網紅“甲亢哥”中國行和小紅書“中外網友奔現”而日益加深。從這些現象級的交流中不難發現：契合Z世代青少年信息偏好的數字迷因文化，正形成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國際傳播新範式。

如今，Z世代的在線互動方式時常被稱為“搞抽象”，其實是“數字土語”與“迷因式溝通”的生動實踐。“數字土語”指由用户生成、具有社羣特異性的非正式表達，而“迷因式溝通”則依賴於圖像、短視頻、表情包等易複製、傳播和再創新的符號單元。在Z世代的交往中，形成了某種基於共同興趣愛好的社會關係或羣體聯結，被稱為“趣緣”。

這種由趣緣驅動的“數字展演亞文化”，是圍繞共同興趣自發形成鬆散社羣。其身份認同主要依賴對特定符號體系的共享，而非文化積澱。Z世代在數字空間中的交流類似於符號化的策展和表演，並在此過程中塑造了羣體身份和文化認同。例如，在甲亢哥中國行期間，Z世代粉絲們模仿C羅的“Siu”等看似無意義的詞彙，卻是獨特的趣緣社羣識別碼。這些“梗”無需翻譯，卻能在成員間獲得共鳴，體現了符號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力量。而在小紅書平台，中外網民通過交換網絡流行語，也構建起超越語言障礙的“共意空間”。

這種新興的青年亞文化有四點特徵：符號的解構與意義的遊移，賦予既有符號全新內涵；情緒的極化表達與情感的即時共振，強化傳播效能；圈層化的身份認同與區隔機制，讓特定“梗”成為“入場門票”；弱意識形態性與泛娛樂化，更偏向社交滿足而非政治立場。上述特徵是Z世代在信息過載環境中對真實感、娛樂性及社羣認同的需求，也是打造“數字原住民”的流量密碼。

在數字迷因的傳播中，“減法”與“加法”的辯證統一，也有效降低了國際傳播中的文化障礙。“減法”體現在對文化壁壘的削弱。數字迷因作為“弱文化背景符號”，有效減弱了“文化折扣”，即本土文化產品在跨文化傳播中吸引力的逐級遞減。例如，甲亢哥在故宮驚歎“比我想象的歷史還震撼”以及首次品嚐豆汁時的誇張表情，無需翻譯即可讓人理解。小紅書的外來用户以“交貓税”為破冰方式、跨越語言障礙，迅速與中國用户建立情感聯繫，縮短了心理距離，同樣是數字迷因“減法”效力的體現。

“加法”效應則體現在傳播內容的強化與放大。依據傳播學中“反常放大”的理念，與既有認知形成反差的內容更易獲得關注度。例如當甲亢哥震驚於高鐵隧道中滿格的5G信號時，這些“對沖”海外受眾刻板印象的真實場景引發了“病毒式傳播”的效應。

這一加一減，凸顯了國際傳播的範式變革。傳統的國際傳播範式強調信息的線性傳遞與有序解碼，而數字迷因傳播則帶有“去線性化”特徵，在情感共鳴和視覺衝擊中實現信息的高效“撒播”。這表明，面對新生代受眾，傳播效果不再僅取決於內容的邏輯性，而更依賴於情感連接的即時性和真實性。

Z世代的數字迷因傳播，超越了傳統國際傳播的官方路徑，開闢了民間交流的新路徑。這種“迷因外交”通過民間自發互動形成基於情感共鳴的溝通機制，搭建了“去機構化”的全球傳播網絡，在解構傳統敍事的同時，建立起更貼近生活真實的跨文化對話空間。

自發性與真實性是數字迷因外交的核心價值。在甲亢哥中國行視頻的評論區，有用户寫道：“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沒有過濾的中國日常生活，比任何宣傳片都真實。”這種自發性不僅縮短了不同國家用户之間的心理距離，也增強了國際傳播的感染力和説服力。從另一個側面這也反映出，傳統媒體的從業者與Z世代在媒介使用和表達方式上出現了一定的代際差異。這不僅表現為媒介使用的代際鴻溝，更表現在認知框架和價值取向上的差異。 

簡言之，Z世代的數字展演和迷因外交，通過降低文化折扣、構建情感共鳴的傳播生態，構建了數字時代國際傳播的新範式。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鑑的背景下，這種新型範式能夠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尊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更為強大的動能和活力。（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黨委書記、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