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東盟增加外交選項應對內外壓力

日前，首次東盟—中國—海合會峯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成功舉行。在地緣政治動盪層出、經濟增長裹足不前的背景下，這樣的三方交流平台與合作機制顯得彌足珍貴，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從東盟的角度來看，這是其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增加外交選項、拓寬對外戰略空間的重大進展，對於維護東盟戰略自主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國際形勢錯綜複雜，單邊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美國出於“美國優先”和對華競爭目的，從各方面對東盟國家施壓，給東盟帶來嚴峻挑戰。首先，東盟及其成員國選邊站的壓力增大，自主性受到挑戰。從“特朗普1.0”時代以來，美國實施以抗衡中國為目標的地區戰略，用各種手段強迫東盟國家在中美之間“站隊”，而這是東盟一直竭力避免的。對美國而言，其與東盟的關係更大程度上是一種交易，有利可圖時便積極拉攏，無利可圖時便直接放棄。一旦被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其將不可避免地淪為美國的“戰略炮灰”，東盟的獨立性、自主性以及核心利益無疑將面臨巨大損失。

其次，東盟地區合作架構遭受衝擊，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的“中心地位”面臨削弱。《東盟憲章》第一條第15款提出，要“維護東盟在開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和積極作用，作為促進和外部夥伴關係與合作的主要動力”。堅持“東盟中心地位”，才能維護東盟在地區合作機制中的主導地位，從而維護東盟的核心利益，促進東盟共同體建設。然而，東盟在構建與推進地區合作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由中美等對話夥伴的認可與合作程度決定。美國突出遏華的地區戰略勢必與“東盟中心地位”的理念產生衝突，可能將嚴重損害“東盟中心地位”的存續條件；美國不斷在地區打造和升級小多邊機制，無疑也會削弱東盟作為對話合作平台的中心位置。此外，美國對在東南亞地區的盟國——如菲律賓——大力拉攏，使其外交日益脱離東盟立場，甚至干擾、破壞東盟議程。這給東盟帶來分化風險，衝擊其視為東盟戰略自主和地區“中心地位”基礎的“團結”因素，更加不利於維持戰略自主和區域中心性。

面對以上挑戰，東盟正在努力調整對外策略，打造“內外兼修”的三重保險。

一是加強內部團結和韌性，鞏固對外關係基礎。東盟各成員國已經深刻認識到國際形勢鉅變帶來的風險，從議程設置、推動擴員、消除差距等多方面下手，加強團結。例如，近年東盟峯會的主題均強調東盟的團結與經濟一體化；東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困難，堅持如期推進東帝汶的入盟程序；共同體建設仍是東盟的首要任務，《東盟共同體願景2045》的通過將指導各成員國共同發展。

二是堅決避免“選邊站”。中立是東盟作為戰略自主的國際行為體、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中心作用的立身之本。新加坡公共服務統籌部長兼國防部長陳振聲6月1日表示，出於地緣戰略需要，東南亞必須與中美和其他國家接觸，“而不是選邊站”。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在東盟—中國—海合會峯會上已明確表示，東盟不需要選邊站隊，不需要集團政治，而是需要以開放態勢，作出自己的選擇。東盟所有成員國都同意，要支持基於規則的多邊體系，不支持任何反對自由貿易的單邊主義行為。當前，東盟已然展現出了在外交政策上的靈活性和平衡性，例如，東盟國家與中國保持密切經濟合作，對於美國提出的經濟合作倡議也予以積極回應；在認可美國地區安全作用的同時，東盟國家不斷加強與中國的安全合作。未來，東盟國家在處理與域內和域外大國的合作過程中，或將提出更加靈活、多元的對外政策。

三是拓展外交戰略空間和選擇，尋求“第三方”合作。為了對沖中美競爭帶來的壓力和影響，東盟國家開始積極尋求兩國之外的更多選擇，以強化戰略自主性。一方面，東盟大力深化與其他對話夥伴的合作。近年來，東盟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均已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為東盟開闢了中美以外的“第三條道路”。另一方面，東盟積極開拓新的夥伴關係，這在近年來東盟—歐盟關係飛速發展上就有着集中體現：2020年，東盟和歐盟建立戰略伙伴關係；2022年，雙方舉行建立對話關係45週年的紀念峯會。此外，雙方還將重啓自貿區談判。

面對如今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國際經濟形勢，東盟在對外戰略上的內外調整不僅彰顯了東盟在國際事務中的靈活性，也體現了東盟在面對地區和國際挑戰時的韌性。東盟在拓展區域合作過程中的機制創新能力，也因東盟—中國—海合會峯會得以體現。展望未來，東盟仍將作為區域合作的中心發揮重大作用，在經濟數字化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不斷創新，增進地區國家間互信互利和合作共贏。（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