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銀行十年：走到十字路口 重塑功能定位

記者 孫璐璐 秦燕玲

2015年6月22日，原銀監會發布《關於促進民營銀行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提出積極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依法發起設立民營銀行。從2014年底首家民營銀行正式開業至今，民營銀行羣體已走過第一個十年，截至2024年底資產總規模突破2.1萬億元。

在經歷開業最初幾年的快速發展後，近兩三年來，民營銀行羣體的內部分化日趨顯著。即便是頭部銀行，也同樣面臨着有效融資需求不振、淨息差不斷收窄、資產質量承壓的挑戰。

展望下一個十年，部分受訪民營銀行人士喊出“先穩住，活下去”，也有民營銀行正駛向從零售金融向產業金融轉型的發展快車道。無論各家境況有何不同，這個羣體仍希望發揮民營資本敢闖敢試的優勢，在風險可控的範圍內，通過優化差異化監管、鬆綁限制性政策要求等方式，為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探索扮演“急先鋒”的角色。

爭得一席立足地

“引進民間資本設立民營銀行，在傳統的銀行經營領域中沒有任何優勢，一開始就必須尋求差異化、特色化發展，打造出具有鮮明自身特色的金融產品，才能在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時任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5年出席國新辦新聞發佈會解讀《意見》時明確指出。

以數字技術驅動、服務中小微弱羣體，既是民營銀行過去十年發展歷程中的鮮明標識，也是其探索出的差異化經營路徑。

“如果讓我來給19家民營銀行分類，我會分成三類。”南方地區一家民營銀行高管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第一類是純數字化經營，從前端獲客到中後端的貸款審批、貸後管理完全線上化；第二類是深耕屬地化經營，紮根當地，依託股東背景特點開展業務；第三類則是定位不清晰，業務介於前兩者中間，有點像助貸業務的資金提供方。

上述民營銀行高管表示，第一類銀行在過去十年的數字金融探索方面，特別是圍繞零售金融數字化、小微金融數字化探索方面，都在行業裏起到了引領示範作用。

“中國大量的金融機構在過去十年是以第一類民營銀行的數字化建設為藍本進行自身轉型的。”上述民營銀行高管稱，第二類民營銀行雖然不見得在數字化建設方面有很強的探索、示範效應，但因為紮根當地，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化發展之路。

從員工構成看，根據2024年年報及公開信息，有9家民營銀行披露了截至2024年末的科技人員佔全行員工數量比重。其中，網商銀行、蘇商銀行、微眾銀行科技人員佔比均超過50%，網商銀行科技人員佔比最高，達到67%；藍海銀行、振興銀行、富民銀行、錫商銀行、華瑞銀行、民商銀行科技人員佔比則在11%到45%不等。

十年數字化 能力大不同

在研發投入方面，民營銀行也以“真金白銀”築起躬身入局後的護城河。其中，網商銀行2024年科技投入佔比高達36%，微眾銀行同期研發費用佔營業收入比例則達到了7.72%；其他民營銀行中，蘇商銀行的研發費用佔比保持在6%左右，眾邦銀行2023年宣佈，每年科技投入佔營業收入的比例保持在5%以上。而同業其他機構，科技投入佔營收比重多維持在3%—4%。

“儘管19家民營銀行成立有先後，但總體上看，那幾年是互聯網金融或者説金融科技最‘高光’的時候；同時，由於民營銀行網點少、人員少，不管此前（股東的）科技含量如何，（民營銀行）都在想辦法走互聯網、科技這條路，以此迅速地把業務做起來。”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對記者表示，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由於各家銀行的技術稟賦、股東背景、資本金實力等差異，最終客觀上導致了當前民營銀行在數字能力乃至經營能力方面的分化。

“技術是工具，不能包攬一切。過去十年，民營銀行羣體曾經一度‘迷信’開放銀行，因此踩了不少坑。”重慶富民銀行行長趙衞星對記者表示。

趙衞星對過去十年中國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成效有着自己獨到的看法。一方面，在他來看，過去十年推動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變革的核心推動力就是技術。但另一方面，從資源投入到建成能力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關鍵是金融機構要先明確自身的目標客羣定位，然後通過技術解決獲客短板。

摸索中免不了“交學費”。趙衞星稱，開放銀行的概念熱極一時，包括富民銀行在內的不少民營銀行曾走入誤區，認為只要接入各種端口數據、接入成百上千個場景應用就能形成開放銀行，這其實會把銀行“拖死”。

“富民銀行在高峯時期接入了上百個應用場景入口，但後來發現90%的場景對獲客都是低效的。”趙衞星稱，廣泛接入場景卻沒有找準契合自身的目標客户，沒有形成自己的風險偏好，對銀行資源是一種消耗。

有從事信貸業務的民營銀行人士認為，由於“一行一店”的政策要求，民營銀行只能通過線上渠道拓展業務，此前不少民營銀行為了線上獲客，與很多電商平台等外部流量入口合作，帶來了兩方面影響：一是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數字化風險篩選能力，依賴外部平台的客户推薦，更多扮演着資金提供方的角色；二是由於接入場景過多，導致數字化風控模型的訓練資源被分散。

微眾銀行行長李南青曾撰文指出，支持普惠金融的數字銀行在工具的要求方面，特別是在科技能力要求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需要有敏捷的產品投放能力；第二，必須要有一個極低的安全運維成本，形成一個相匹配的成本結構來支持業務發展；第三，必須擁有支持高併發交易規模的能力。數據顯示，2024年，微眾銀行單日金融交易筆數峯值突破14億筆，同時將户均IT運維成本控制在2元的低水平。

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

2017至2021年，民營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超8倍，2022年以後，民營銀行開始“慢”了下來。最近三年，民營銀行的資產規模年度同比增速分別近8.5%、10.2%、9.5%。

隨着民營銀行陸續披露2024年年報，外界也更清楚地看到資產規模增速放緩背後的羣體畫像。2024年，行業經營壓力加大，19家銀行中，僅10家實現了營業收入的正增長，其餘9家則為負增長；部分銀行面臨不良率攀升的壓力，導致撥備計提大幅增加，尾部個別銀行甚至出現資產規模萎縮、經營虧損情況。

“現在穩住資產質量比業務擴張更重要。”北方地區一民營銀行行長對記者表示，民營銀行已經走出高速增長的階段，未來是要保持平穩的發展節奏，控制住風險。

轉型是這個羣體面臨的共同考驗。特別是隨着今年4月《關於加強商業銀行互聯網助貸業務管理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下稱《通知》）的發佈，對不少民營銀行依賴的助貸業務進一步加強了監管。在業內看來，新規中最重要的影響是要求向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費用必須全部明示，且借貸綜合費率不得超過摺合年化24%。《通知》將於今年10月起正式實施，民營銀行的轉型迫在眉睫。

“現在新增助貸類業務都停了，也在研究如何停掉存量業務。”上述從事信貸業務的民營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借貸費率不得超過年化24%，對一些中小銀行來説難以覆蓋計入信用風險後的總成本，獨立獲客成本更高。再加上監管對民營銀行存貸業務不能出省的要求愈發嚴格，民營銀行需要在網點受限的要求下自己拓展本省內客户、推出自有信貸產品，業務開展難度較大，很難與屬地其他中小銀行同台競爭。

除了屬地化經營、助貸業務要求更嚴格以外，多位受訪的民營銀行人士對反催收的黑灰產也“頭疼”不已。一位從事資產保全業務的民營銀行人士對記者解釋，催收行為具體標準目前無統一的法律規範要求，因此界定催收行為是否不當缺乏判定標準。一些黑灰產等反催收組織大肆宣傳停息掛賬、費息調減、徵信修復等口號，以提供所謂的維權服務為名義，實際上幫助客户不正常還款；利用金融機構對自身聲譽的重視而提出不正當訴求，導致銀行產生大量惡意投訴、貸款違約率上升。

存量博弈下謀出路

面對轉型挑戰，以數字化能力支撐風險控制和業務創新仍是民營銀行不變的持續發展之道。

趙衞星認為，中小銀行要建立數字化風控能力，關鍵要先確定目標客羣，再做精細化深耕，持續不斷地訓練風險模型。

“民營銀行的優勢肯定在金融科技，技術開發之外，如果能對行業中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數據治理問題、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探索出一些標準、方法，得到行業認可，從而在金融科技生態層面形成自身影響力，這也是民營銀行保持科技優勢、將‘長板’變‘長’的具體方式。”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汪雯羽對記者表示。

她建議，區域性民營銀行可以依託地方信用信息平台、股東產業鏈供應鏈等，明確自身特色，如綠色金融、科技金融、產業金融等，用活數據、做精特色，構建自己的技術優勢。

實際上，一些民營銀行已經開始將業務重心從零售金融向科技金融、產業金融轉變，尋找業務新增長極。

例如，微眾銀行去年獲批在香港設立科技子公司，計劃將技術成果及實踐經驗通過香港輻射共建“一帶一路”境外市場，為境外的數字銀行、傳統金融機構等提供科技服務，成為國內首家獲批設立科技子公司的民營銀行。富民銀行在2024年提出打造“富有特色的產業生態銀行”目標，通過全流程數字化金融服務打通產業鏈上下游，服務產業供應鏈場景和產業零售場景，當年營收淨利實現“雙增”。

趙衞星表示，此前銀行業做的數字化供應鏈金融更多是聚焦在鏈主企業的上游，基於鏈主企業的訂貨信息為上游供貨商提供融資服務；相較之下，下游企業的數字化進程較慢。不過，近年來隨着導航定位系統、倉儲數字化管理等技術的發展，物流、倉儲等下游節點的數字化轉型速度加快，帶動一些產業上下游都能實現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的數字化，為銀行提供產業金融服務可能。

趙衞星認為，互聯網零售信貸現在進入了一個存量博弈時代。如果説過去十年是零售金融數字化的時代，那麼產業金融數字化的大幕正徐徐拉開。小微企業是產業鏈上的一環，當產業鏈實現數字化可追溯後，銀行憑藉自身風控模型，就能挖掘到很多潛在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需求。

下一個十年如何定位？

根據金融監管總局公佈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法人名單，截至2024年末，全國共有銀行業金融機構4295家；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去年底突破444萬億元。相比之下，民營銀行無論機構數量還是資產規模，都只是銀行業微小的組成部分。按照《意見》，促進民營銀行發展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激發金融市場活力、優化金融機構體系的具體舉措，並鼓勵民營銀行開展“產品、服務、管理和技術創新”。

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找準方向”是監管引導和從業者重新思考的共同目標。

聯合資信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監管層圍繞異地貸款、互聯網存款、第三方合作等核心領域強化約束：一方面，通過限制跨區域展業、禁止非自營平台攬儲等政策，倒逼民營銀行迴歸本地化經營與自營渠道建設；另一方面，嚴控合作機構外包風險，要求其強化自主風控能力，防止過度依賴合作機構導致“空心化”，同時要求建立合作機構准入退出機制，並嚴禁與存在違規催收行為的機構合作，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

“監管部門專門針對助貸出台新規，是非常及時的，也是有針對性的。”劉曉春對記者表示，助貸機構雖然短期內為銀行帶來了快速的資產規模擴張，但由於自主風控能力欠缺，過度依賴助貸合作機構，就會導致銀行風險集中度偏高。《通知》倒逼部分民營銀行擺脱路徑依賴，“銀行要想辦法拓展自己真正的客户，這才是最重要的”。

劉曉春還建議，監管政策可以在不同規模的機構間進行差異調整，但對諸如風險容忍度等監管指標，需保持相對穩定性；在此基礎上，放開讓民營銀行在市場上充分競爭，形成自身特色。

上述民營銀行高管認為，“一行一店”以及業務屬地化的要求，對民營銀行在獲客和拓展業務上約束較大。“還是要給予民營銀行一定的創新空間，以類似沙盒監管的方式，讓民營銀行在劃定的範圍內做金融業務創新探索。”

趙衞星同樣認為，希望給予適度包容性的政策環境，讓民營銀行承擔一定的銀行業改革試點作用。民營銀行的改革創新試點對大型銀行來説是有益的補充，否則大銀行囿於體量影響不敢輕易做創新嘗試；民營銀行做先行先試探索，對行業風險防控的整體壓力小，且一旦蹚出一條路子來，可以讓大銀行取長補短地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