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美國大學——從“神學院”到“象牙塔”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 當地時間6月6日，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鬥法”出現反轉——《華盛頓郵報》稱，美國國務院當晚通知海外使領館恢復處理哈佛大學外國學生的簽證申請。此前一天，美國聯邦法官頒佈臨時限制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執行4日頒佈的對哈佛大學國際學生實行簽證限制的公告。

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鬥爭跌宕起伏，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被視為美國保守派與精英大學利益分歧加劇的結果。從今天開始，《環球時報》將刊登系列深度認知報道《“政治高壓”下的美國大學》，為您講述大學在美國曆史中扮演的角色、它如何在二戰後助力美國提升硬實力和軟實力、國際學生對美國意味着什麼，以及特朗普政府針對大學的行動將如何影響美國的未來。

《科學：無盡的前沿》開啓政學合作模式

隨着哈佛大學捲入與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鬥爭，這所美國最古老高等教育機構的歷史受到關注。早在美國獨立之前的1636年，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立法機關就創立了這所當時還被稱為“新市民學院”的機構，選址就在今天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為紀念該學院的首位主要捐助者、從劍橋大學畢業的清教徒牧師約翰·哈佛，學院後來更名為“哈佛學院”。

“我們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是進行研究和教學的場所，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當美國和歐洲的第一批大學成立時，它們主要是宗教機構，旨在加強宗派思想和信仰。”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研究生院副教授萊文此前在網上撰文寫道。據《印度快報》報道，17世紀，哈佛學院的學術和學生生活是由宗教機構指導的。該學院1643年發佈的一份小冊子闡明瞭學院的願景：“促進學習並將其傳承給子孫後代；害怕給教會留下不識字的牧師。”

哈佛大學校友辛哈在接受《印度快報》採訪時表示，在這所大學所處的美國東北部地區，後來匯聚了耶魯、普林斯頓等多所名校。與哈佛學院類似，這些大學的成立都是基於宗教原因，例如1701年耶魯大學的前身“大學學院”（後曾被稱為“耶魯學院”）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一些人反對哈佛學院教授的“自由主義”神學，而長老會信徒因為不滿意哈佛學院和耶魯學院教授的神學而於1746年建立了自己的學院“新澤西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

美國兩次重要戰爭期間，高等教育受到重視。獨立戰爭期間，《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傑斐遜表示，如果美國要建設一個民主國家，那就必須擴大民眾受教育的機會，強調了教育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19世紀60年代美國內戰結束後，奴隸制被廢除，美國政治和經濟迅速發展，而1862年通過的《莫雷爾法案》對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意義重大。該法案授予每個州3萬英畝（約合1.2萬公頃）的土地，用於建設農業和機械學校。威斯康星大學、密蘇里大學等都是因為該法案而建立的大學。有學者表示，這是美國的第二代大學，是按照德國模式建立的現代研究型大學，而美國早期大學是按照英國模式建立起來的。

雖然美國很早就在各地建立了高等教育機構，但在二戰之前，美國大學在全球並非佔據領先地位。據《哈佛雜誌》 報道，在20世紀初，德國大學是全世界羨慕的對象，它們是全球科研中心。直到1932年，柏林大學（現在的柏林洪堡大學）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學。

二戰後，美國大學迅速崛起，成為該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重要引擎。帶來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大學合作模式的誕生，而該模式是由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1933年至1945年在任）的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什推動建立的。《紐約時報》稱，布什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中設想了這樣一種制度：聯邦政府撥款資助大學進行科研，進而推動美國科技的崛起。硅谷企業家布蘭克介紹説，二戰之前，美國大學的科研主要由對特定項目感興趣的公司資助，基礎研究的資金主要來自兩個非營利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科學研究所。布什認為，只有聯邦政府才能承擔資助大學的長期、高風險基礎研究任務，這些研究將帶來突破性技術。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擴大了國家衞生研究院的規模，並創建了國家科學基金會作為公私合作研究機構，進而使美國在科研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1957年10月，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1號，這在美國引起強烈震撼。美國公眾與政界普遍認為，教育系統如果落後，將危及國家安全。1958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致國會的講話中呼籲，美國教育政策必須緊密配合國家防禦需求，並主張聯邦政府應承擔關鍵角色。《國防教育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1958年通過的這一法案授權在接下來的7年中撥款超過10億美元用於發展教育。這一舉措不僅展示了美國對教育的空前重視，也標誌着美國聯邦政府在公民教育事務中的角色實現了實質性擴展。

“曼哈頓計劃”與“俄國研究中心”

在上述制度、機構和法案的推動下，美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不僅本國學生大增，還吸引了大量國際學生，並在科技領域取得巨大進步。有數據顯示，自1901年第一次頒發諾貝爾獎以來，美國已有420多人獲獎。

大學的崛起帶來了美國硬實力的迅速增強。在科技領域，美國智庫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網站發表的文章顯示，從普通的調頻廣播到關鍵的衞星技術，美國大學的創新涉及多個領域。互聯網、谷歌搜索、人工智能模型和自動駕駛技術背後的核心技術突破，都可以追溯到大學在神經網絡、深度學習、圖像識別和機器人技術方面的研究。如果沒有聯邦政府資助大學進行數十年的持續研究，如今的數字經濟就不會存在。硅谷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科技中心並非偶然，其繁榮是由鄰近兩所知名研究型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推動的。

在軍事領域，“曼哈頓計劃”是二戰期間美國聯邦政府與高校合作的成功案例。據《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該項目當時耗資2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300多億美元），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高校的科研人員參與。美國政府與學界的合作還催生了其他軍事創新，包括氫彈的發明等。

《華盛頓郵報》稱，聯邦政府對大學研究的支持也使得美國在生物技術和製藥行業獲得優勢。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磁共振成像、人類基因組計劃等項目都取得了進步。

在外交政策和國家軟實力方面，大學也為美國提供了重要資本。“在國家處於意識形態戰爭時，知識就是力量。”美國《時代》週刊今年5月發文稱，自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華盛頓迅速意識到大學不僅能在科學技術和國防領域提供實現突破的機會，還能在針對蘇聯的意識形態鬥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歷史、政治、社會、心理等人文社科角度瞭解敵人同樣屬於國家安全範疇。因此，美國開展了一系列政府資助項目，推動學術研究朝着能夠為政策制定提供幫助的方向發展。美國政府在創建新的學術領域（包括區域國別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出於戰略目的塑造了社會科學研究。《時代》週刊以1948年成立的俄國研究中心舉例稱，這家設在哈佛大學的機構是學者與政府合作的產物，由哈佛大學教職員工領導，董事會由來自不同大學的教授組成。該中心主要借鑑了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專業知識，其開展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為政府針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戰爭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包括對於蘇聯愛國主義根源的研究以及蘇聯人對於“個人自由受壓制”的感受。憑藉這些知識，美國利用蘇聯民眾不滿情緒加劇當地不穩並利用相關異議反對蘇聯的政策。

“科學超級大國”地位還能維持多久？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府大學合作模式為美國帶來了不少好處，卻也埋下了隱患。據美國《時代》週刊報道，批判性學術能夠用來剖析敵人，也可能“刀刃向內”剖析自身。那些研究其他國家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脆弱性的學科，也可能帶來對美國自身的批判性審視，挖出關於美國曆史以及該國在民權、社會動盪、帝國主義等方面的不光彩行徑，“這使得大學變得危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就曾懷疑那些對美國本國曆史和政策提出批評的學者具有所謂的“反美”傾向，並對這些學者進行監視和威脅。1956年，一項對美國2000多名教授的調查顯示，他們中61%的人曾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聯繫過，40%的人擔心學生可能會曲解他們的政治立場，約1/4的人因害怕政府而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

與此同時，美國高校對聯邦政府撥款極其依賴。《紐約時報》稱，僅在2023財年，美國聯邦政府對大學的研發撥款就達到600億美元。經通貨膨脹調整後，這是美國大學在20世紀50年代初收到政府撥款的30多倍。“聯邦資金成為白宮馴服美國高校的武器。”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道，美國高校通過複雜的公共資金網絡與聯邦政府聯繫在一起，而聯邦政府撥款和援助是這個網絡中最重要的元素，也是高等教育機構不可或缺的資源。如果沒有這種支持，高校的研究項目將會停止，學術項目將會受到縮減，成千上萬的低收入學生將受到影響。根據美國教育部公佈的數據，去年聯邦政府為高等教育提供的資金超過1600億美元，用於支持學生和高校，這證實任何削減這些資源的威脅都會直接影響學術基礎設施。

其實，美國聯邦政府早已開始削減對大學的科研撥款。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近年來，聯邦撥款在大學學術研究經費中所佔的份額非但沒有增長，反而有所降低。2012年，聯邦政府撥款支付了美國大學61%的研究經費，而如今，這一比例降至55%。在20世紀60年代，華盛頓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2%用於研究，而現在這一數字不到1%。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前校長芭芭拉·斯奈德2021年發文稱，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相比，經通脹因素調整後，美國各州對高等教育的資助減少了大約90億美元。

“美國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為它將繼續是世界上最優秀、最聰明人士的首選目的地。”英國《自然》雜誌援引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學院方面的表態説道。報道稱，在美國去年大選前，從研發資金限制到科研日益政治化，再到關於移民的激烈辯論，人們對美國科技發展的擔憂“五花八門”。現在，美國是世界“科學超級大國”，但這一地位還能維持多久？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徐嘉彤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