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利益分歧，美大學與政府矛盾逐漸累積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戴潤芝 環球時報記者 李萌】編者的話：在《“政治漩渦”中的美國大學》系列上期文章中，我們講述了大學在美國曆史中的起源及其扮演的角色。事實上，隨着美國高等教育的崛起，大學一直被視為美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美國源源不斷地輸送世界人才和經濟收益，進而擴大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我認為，對美國而言，最寶貴的財富莫過於曾在此接受教育的未來世界領袖們（對美國）所懷有的友誼。”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2001年時曾這樣表示。但與此同時，美國頂尖高校的絕對優勢也使得美國文化精英與底層民眾的對立加劇，美國政府為了爭取底層民眾的選票，與美國大學的利益分歧和價值觀衝突也越發凸顯。本期文章將繼續為您講述，美國大學與政府的矛盾如何逐步累積並最終爆發。

“外交和軟實力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自19世紀起，國際學生已經開始到美國進行學習。有研究表明，美國最早的留學生來自中國和日本。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最早的數據，1948至1949學年，美國高校招收了超過2.5萬名國際學生，約佔高等教育在校學生總人數的1%。2006年以後，赴美國際學生數量飆升。2023至2024學年，在美國高校就讀的國際學生人數達到110萬，主要來自印度（約33.1萬）、中國（約27.7萬）、韓國（約4.3萬）、加拿大（約2.9萬）等國家。

美國大學國際學生人數增加為美國帶來經濟收益。“學生不僅支付學費，還要支付房租、去餐館吃飯、去旅行。”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巴爾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的數據顯示，2023至2024學年，超過110萬名國際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近440億美元。大學密集的州尤其受益——在得克薩斯州就讀的近9萬名國際學生為當地經濟貢獻了25億美元；在馬薩諸塞州就讀的8.2萬名國際學生貢獻了約39億美元；在國際學生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近14.1萬名國際學生貢獻了約64億美元。

“國際學生為我們的經濟作出貢獻，支持了美國的就業，並且是我們外交和軟實力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珍妮·沙欣近日這樣表示。美國喬治敦大學也曾在其校刊刊文稱，美國最重要的軟實力資源在於高等教育，尤其是針對國際學生的高等教育。文章認為，當國際學生身處美國文化中，其觀點至少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改變。當國際學生回到祖國，在公共或私營部門擔任重要職位時，他們將影響本國發展軌跡、甚至影響該國對美外交政策。

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大量國際學生前往美國學習，為美國在國際上贏得了開放包容、接納不同文明及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學生的良好聲譽，也使其提升了作為全球人才彙集地的知名度。這種開放性以及人才彙集所激發的創新和進步精神增強了美國的軟實力。眾多國際學生在美訪學或畢業後選擇留美，也成為推動美國發展的重要力量。

從“血統篩選”到“智商篩選”

隨着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精英教育”成為一些頂尖高校，比如常春藤盟校的代名詞。這些名校聚集大量資源，從師資力量到科研設施，從學術聲譽到社會影響力，都佔據優勢。然而，美國普通民眾對這種優勢的不滿逐步累積。美國蓋洛普民調機構2023年11月的一份報告顯示，對本國高等教育懷有信心的美國受訪者佔比已降至36%，遠低於2015年的57%。

高額學貸是讓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失去信心的因素之一。20世紀末，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個變化是營利性高校的大規模出現。它們起初吸引低收入學生，這些學生可以從聯邦政府貸款支付學費。然而，由於大量學生未能順利畢業，或畢業後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導致許多人難以償還高額聯邦學貸。進入21世紀，這些營利性院校的存在變得極具爭議。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2014年時刊文稱，從前被視為集體利益的公共高等教育正日益被視為私人利益，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再願意支付學費，“美國高等教育處於臨界點”。部分營利性學院也因為利用脆弱羣體而遭到聯邦和州政府打擊並倒閉，但美國高額學貸問題至今仍廣泛存在。

“（美國）大學為何變得如此容易被攻擊？”今年3月，美國《紐約時報》刊文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該報觀點專欄作者斯蒂芬斯回顧了2015年的一起標誌性事件。當時，耶魯大學跨文化事務委員會發布了一則通知，提醒同學們在萬聖節派對中避免某些可能冒犯或傷害少數族裔的着裝，耶魯本科學院副院長克里斯塔基斯卻強調，校方不應以照顧少數族裔情緒為由限制學生的着裝自由。隨後，一場上千名學生參與的抗議活動爆發。斯蒂芬斯評論稱：“那是現代大學的兩種價值觀——多樣性和言論自由——以一種糟糕的方式發生衝突的時刻。”

《紐約時報》另一位觀點專欄作者格森認為，除了價值觀問題，美國高校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反精英”正成為美國社會上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他表示，問題並不是出在大學這類精英機構上，而在於精英羣體（無論校內還是校外）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上。雖然這不是大學的錯，但大學無疑在創造和延續這些不平等中起了作用。

美國《大西洋月刊》去年11月以《常春藤聯盟如何摧毀美國》為題刊文稱，美國的精英教育體系經歷了從“血統篩選”到“智商篩選”的轉變，但沒有實現社會公平，反而以更隱蔽的方式固化了階層隔離。20世紀最初幾十年，哈佛大學等名校錄取學生更看重“社交因素”，如外貌、運動能力、優雅舉止、聖公會背景以及白人血統，校友子女還享有優先錄取權。1933年至1953年擔任哈佛校長的詹姆斯·科南特試圖改變這一現象，提出以“智力”作為核心錄取標準，希望通過學業成就篩選人才，構建更流動的社會、階級衝突更少的國家。然而，其改革仍受制於捐贈者的利益。到1951年，哈佛仍錄取94%的校友子女。文章認為，長期來看，“智商篩選”理念使得大學成為“認知精英”孵化器，就業市場對名校學位的依賴反倒加劇，形成“頂尖學校—頂尖職業”閉環，“那些能擠進名牌大學的人之後幾乎可以進軍各行各業擔任領導職務”。

“精英大學錄取數據表明，極其富有本身就是一種資格。”《紐約時報》2023年報道稱，在常春藤盟校中，大約1/6學生的父母屬於全國收入最高的1%人羣。一家總部位於哈佛、專注於不平等現象研究的團隊Opportunity Insights發佈研究結果表明，在成績相當的美國名校申請者中，來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學生被錄取的可能性比普通申請者高出34%，而來自收入最高0.1%家庭的孩子被錄取的可能性是普通申請者的兩倍多。

《大西洋月刊》認為，精英統治的固化引發民眾對體制的不滿，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教育背景也成為美國政治分歧的核心——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從事不同職業，居住在不同社區，擁有不同價值觀和政治傾向。

“深層次的階級衝突與資金依賴危機”

2021年，時任俄亥俄州參議員候選人的萬斯在美國全國保守主義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大學是敵人》的演講。他控訴美國高校是“充滿敵意的機構”，並宣稱，只要保守派同僚“想為我們的國家和生活在這裏的人民做點什麼，我們就必須毫不掩飾地全力整頓這個國家的大學”。英國《衞報》稱，這個演講標題的靈感來自美國前總統、共和黨人尼克松的一句名言——“教授們是敵人”。

萬斯是美國“鐵鏽地帶”民眾的代表。這裏曾是美國製造業的中堅力量，但隨着產業衰落和經濟結構轉型，該地區民眾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失，生活陷入困境，自身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萬斯在《鄉下人的悲歌》中描繪了該地區民眾所面臨的困境與迷茫。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一篇書評中寫道，儘管萬斯以優異的成績從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但當他進入耶魯大學時，卻完全“迷失在陌生的文化中”——這裏的人舉止不同、説話方式不同，他們充滿自信，沒有遭受過工人階級生活的心理創傷。當工人階級學生必須填寫表格，以便學校審核他們是否合格時，富人學生則依靠父母的人脈進入好大學、獲得好工作，以此作為通往商界和政界頂峯的通道。

對此，有美國民眾直言：“萬斯自己從教育中獲益了，但他不希望別人也這樣做。”《大西洋月刊》認為，哪裏的金錢和權力流向高學歷精英，哪裏就會有民粹主義領袖崛起，這些領袖明白，工人階級對“精英傲慢”的憎恨遠甚於對房地產巨頭或富有企業家的憎恨，所以他們利用這種“反精英”情緒，將政治博弈轉化為一場“價值觀戰爭”。

李海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大學與政府長期存在利益和價值觀分歧。比如，大學秉持開放性原則，以此吸引充足生源、穩固經濟收益，但在當下美國政治氛圍下，反移民、反多元主義盛行，這種開放性受到衝擊。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就在各方面收緊了出入境管理和監視防範措施。當時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建立了“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項目系統”（SEVIS），由國土安全部下屬的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統一管理。每個進入美國的學生學者都會得到一個SEVIS編碼，遇到住址變更、專業變更、學位級別變更和校外就業狀況變更都需要對美國政府進行彙報。

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政府進一步增加了對留學生的限制。據《華盛頓郵報》等美媒報道，特朗普2017年簽署多項行政命令，針對來自“穆斯林人口占多數國家”的學生出台旅行禁令，導致很多中東國家留學生被迫中斷學業。《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認識的一位學長當時因為此事在學業結束前被迫返回伊朗，之後再也沒有回到美國。同年，特朗普政府還出台税改法案，對捐贈基金超過每位學生50萬美元的高校徵收1.4%投資收益税（2025年升至21%）。

2020年7月，美國政府宣佈將不再允許“只參加線上課程的”國際學生留在美國。但當時美國正處於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很多學校都停止了線下授課，因此該政策遭到廣泛抵制。哈佛、麻省理工學院，以及多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政府總檢察長都對聯邦政府發起訴訟，最終政府撤銷了這一命令。

印度《電線報》評論稱，政府與大學的分歧背後是深層次的階級衝突與資金依賴危機。美國政府聲稱“終結精英特權”，實則利用民眾對高學費的不滿，將大學塑造為“左翼特權堡壘”。同時，左翼批判大學公司化（如高薪僱用行政人員、校友網絡固化），右翼則攻擊高校被“覺醒意識形態滲透”，兩者共同加劇了美國公眾對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機。

下期預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政府當下針對高校採取的行動早就有跡可循。隨着美國方面對哈佛國際學生簽證辦理事宜釋放出複雜信號，世界多國都在緊盯二者之間的“較量”。美國政府和高校現階段的矛盾焦點在哪些關鍵議題上？雙方的衝突可能發展到何種程度？又會給美國自身和世界帶來哪些影響？對於這些問題，國際社會和美國各界也在展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