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洪：讓文明對話成為一種“國際習慣”

2025年6月10日是首個文明對話國際日。去年6月7日，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由中國提出的決議，將6月10日設立為文明對話國際日。聯合國關於文明對話國際日的決議重申文明成果是“人類集體遺產”，強調尊重文明多樣性的重要性，以及文明對話在“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增進世界各地的人類福祉、自由和進步”中的關鍵作用。

為了促進文明、文化之間的理解、交流和對話，聯合國大會通過一系列相關決議，宣佈2001年為“聯合國文明對話年”，發佈《文明對話全球議程》；確定了人類博愛國際日、消除種族歧視國際日、國際和平共處日、世界文化多樣性促進對話和發展日、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國際寬容日等；支持聯合國不同文明聯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促進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之間跨文化對話與相互理解的努力和作用。文明對話國際日，是世界範圍內文明對話活動的延續和最新進展。

文明對話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和世界意義。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説，“對話是通往和平之路”。文明對話的核心意義在於為世界和平發展注入文明力量、為人類繁榮進步提供持久動力。文明對話的作用並不侷限於文化領域，而是可以拓展到政治、經濟、安全、發展等更多領域。通過對話促進理解、建立信任、達成共識、開展合作，有助於化解矛盾、緩和衝突，實現和解與共生。文明對話是應對百年變局中各種挑戰、解決這個時代各種困境的有效路徑。

中方倡議聯大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體現了中國對多邊主義和聯合國工作的堅定支持，也表明了中國對於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國擔當。2023年，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以四個“共同倡導”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鑑、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中國方案、注入中國力量。兩年多來，從雙邊到多邊，從區域到全球，中國為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鑑搭建平台，取得豐碩成果。

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表明全球文明倡議的核心價值得到全球層面的認同和支持，也是倡議催生的一個國際公共產品。聯合國不同文明聯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開展文明對話的兩個主要機構。不同文明聯盟主要在青年、媒體、教育、移民、婦女五個優先領域開展跨文化的對話、理解和合作。教科文組織則積極倡導文化多樣性，制訂和實施“文化和睦國際十年”計劃 ，發起全球公民教育項目，成為文明對話的主導性和專業性機構。聯合國秘書處還設立了文明對話國際日專門網站，這有助於提升公眾尊重文明多樣性的意識，共同探尋全球性挑戰的解決之道。

值得指出的是，倡議設立“國際日”、推動成立各種“之友小組”、主提或共推聯合國決議，已經成為近年來中國多邊外交的新亮點。2014年，中國首次在聯合國推動設立“世界城市日”，2019年又推動設立“國際茶日”。2021年，在中國的推動下成立了聯合國維和人員安全之友小組。此後，中國又在聯合國發起成立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之友小組，共同發起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積極參加和支持成立捍衞《聯合國憲章》之友小組等。同時，中國還在聯合國大會主提“在國際安全領域促進和平利用國際合作”和“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等決議，在人權理事會主提“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進和保護經社文權利”和“無障礙建設促進所有人享有人權”等決議。上述行動表明中國多邊外交的創新，在若干領域的議題設置、議程塑造、規則制定中發揮了一定的引領作用，也體現了我國在國際上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提升。

國際社會在開展文明對話方面進行了長期和大量努力，但仍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一是“文明衝突論”“文化優越論”等觀點嚴重阻礙文明間的平等對話，並引申出“修昔底德陷阱”和“衝突不可避免”等錯誤理念和論斷。二是在氣候變化、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等全球性挑戰面前，各種排外心理、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現象嚴重製約了文明發展。三是大國博弈和地緣衝突嚴重破壞文明對話的基礎和環境。

文明對話不是立竿見影的“靈藥”，而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推動文明對話更上層樓，讓文明對話成為一種“國際習慣”，需要在理念、政策和制度等層面着手。

理念層面，就是要讓文明多樣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等理念深入人心。以文明對話國際日為契機，組織更多促進文明對話交流的舉措和活動，加強全球文明倡議的國際傳播，讓尊重文明多樣性更加深入人心。

政策層面，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需要制定實施支持文明多樣性和跨文化對話的政策。國際組織不僅要積極參與並支持聯合國不同文明聯盟和教科文組織開展的文明對話活動，而且要把跨文化交流作為組織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國政府也需要把文化多樣性納入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整個過程。

制度層面，聯合國及其會員國需要強化文明對話的制度化建設。比如，不同文明聯盟雖然設有秘書處，但組織化程度和在聯合國系統中的地位都有待提升。再如，各國政府需要有高級別的官員和職能部門來負責與協調國內外的文明對話活動，如此等等。（作者是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和平大學特聘教授、上海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跨文化交流分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