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言：“十五五”期間應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
編者按：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我國將於2026年開始實施“十五五”規劃，目前黨中央正在組織起草“十五五”規劃建議。編制和實施“十五五”規劃，對於全面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凝聚共識，匯聚眾智，證券時報即日起推出“專家建言‘十五五’規劃”專欄，敬請垂注。
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中泰證券研究所分析師 賀鍾慧
“十五五”時期，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將繼續上升，國內需求成為大國博弈的一種重要戰略資源。近年來，我國面臨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擾，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逐漸受到產能過剩、債務高企、回報率偏低等多重因素制約，這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充分挖掘消費潛力、提高消費能力，持續提升消費在GDP中的比重。
一、當前消費佔比較低的表現及影響
當前，消費佔我國經濟的比重較低，可以從規模佔比和增長貢獻率兩個角度來看。
最終消費佔GDP比例方面，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例為56.6%，近年來持續處於55%左右水平。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例為55.6%，比當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17.4個百分點，不僅明顯低於美國（81.3%）、日本（75.4%）、韓國（67.8%）等發達經濟體，與印度（70.7%）、泰國（74.3%）、越南（63.4%）、巴西（81.6%）等主要新興經濟體也有較大差距。
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方面，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44.5%，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30.3%。在當前外部環境變化不確定性增強、不利影響加深的大背景下，國際大循環或將受到一定阻礙，外貿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減弱，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對於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至關重要。從進出口結構看，中國製成品出口順差佔GDP的比重約為10%，即我國製造業所生產的產品約三分之一用於出口，部分出口受阻產品轉內銷，也需要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進行承接。
消費佔比較低，給經濟運行帶來不利影響。生產過剩、消費不足導致價格水平持續低迷，CPI同比增速自2023年3月以來持續低於1%水平，PPI同比增速自2022年10月以來均為負值。過低的價格水平對企業效益、財政收入、市場預期等產生不利影響，並可能進一步制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經濟循環暢通。
二、我國消費佔比較低的原因分析
我國消費佔比較低的原因，可以從增長模式、企業經營、居民收入等多方面分析，也可拆分消費的內部結構進行研究。
從增長模式看，我國長期以來是投資主導型經濟。自2007年起，我國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長期保持在40%以上，約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儘管2015年8月、2018年9月、2019年8月、2022年4月曾多次出台促消費有關政策文件，但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並沒有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級地方政府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多、經驗足，而對促進消費則缺乏抓手且見效較慢。當前，繼續通過投資拉動經濟面臨產能過剩和債務高企等壓力。產能方面，我國人口占全球比重（17.5%）與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31%）存在較大缺口。
從企業經營看，“重資產、低利潤”的特徵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上年可比數據，不考慮2020～2022年受疫情影響的特殊情況，2019年、2023年、202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資產同比分別增長5.8%、6.0%、4.5%，營業收入同期分別增長3.8%、1.1%、2.1%，利潤總額則同比分別下降3.3%、2.3%、3.3%，明顯呈現出“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特點。從國際比較看，我國上市公司的淨資產收益率（ROE）整體低於美國以及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近10年ROE高於15%的上市公司僅15家，而美國有109家，ROE連續超過10%的公司數量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企業盈利能力不足，影響企業投入研發創新的意願，不利於未來利潤增長；員工薪資預期下降，也將影響消費意願，進而傳導至企業產品銷售和生產，形成“負向循環”。
從居民收入看，收入分配的差距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家庭調查大隊的抽樣調查結果，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徘徊在43%～44%之間，低於全球60%左右的平均水平。從分配角度看，主要有兩方面不均衡。一個是中低收入羣體和高收入羣體間的差距較大，目前佔到我國人口數量60%的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三組居民家庭，其可支配收入佔整體居民部門收入的比重僅為31%，中低收入羣體收入佔比嚴重偏低。高收入羣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中低收入羣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收入分配差距抑制了消費潛力釋放。另一個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較大，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119元，僅為城鎮居民的42.7%，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9280元，僅為城鎮居民的55.8%，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有助於提高整體消費。
從消費結構看，公共消費少影響了對整體消費的帶動作用、服務消費少不利於增加就業進而提振總消費。公共消費方面，2021～2023年，中國年均公共消費率比全球低0.51個百分點。有研究顯示，公共消費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在長期中提高私人消費0.4個百分點，因為用於民生的公共消費能減少居民部門擴大私人消費的後顧之憂。服務消費方面，2022年中國居民服務消費佔GDP比重為19.7%，與一些發達經濟體相比有明顯差距。由於每單位服務業GDP帶動的就業人數高於每單位工業GDP帶動的就業人數，服務業對於吸納就業的作用非常重要。美國總就業中83%分佈在服務業，德國和日本也有70%，未來我國通過擴大服務消費帶動第三產業發展進而增加就業的空間廣闊。同時，2024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億人，佔總人口的比重超過20%，銀髮經濟不僅能夠激活老年消費市場，也是擴大服務消費、穩定就業、提振總需求的寶貴機遇。
三、多管齊下，提振消費
提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可以從提高消費的絕對規模和提高消費的相對佔比兩方面入手。擴大消費規模，需要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增強消費能力；提高消費佔比，需要在調整經濟結構、有效資源配置上下功夫。
一是強化宏觀政策對促消費的支持，實現“願消費”。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優化財政支出投向，推動中國公共消費率回升到全球平均水平，更好拉動私人部門消費；增量擴圍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增加超長期特別國債用於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資金規模，結合實際情況納入部分出口轉內銷商品，研究將支持品類從商品消費擴展至服務消費，並根據收入水平差異化設定中低收入人羣享受的補貼資金比例；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進一步優化完善消費券政策，更好發揮地方特色產品的競爭優勢。貨幣政策方面，適時降息降準，用好用足支持服務消費和普惠養老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加大新型政策性工具對完善消費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有效降低消費成本。
二是將惠民生和促消費更好結合起來，實現“敢消費”。加快推出育兒補貼，持續提升托育服務質量，逐步推進實施免費學前教育。加快完善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制度，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和區域均衡佈局。實施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大幅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加強對養老服務、家政、長期照護等服務行業的技能培訓，大力發展銀髮經濟。加大對低收入人口、完全失能老年人、困難羣眾和失業人員等重點羣體基本生活的保障力度，提高就業補助資金、醫療救助補助資金、基本公共衞生服務補助資金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研究對特定羣體發放用於消費的現金抵用券。
三是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實現“能消費”。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勞動力的影響，開展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能相關職業技能培訓，增加勞動力供給與產業發展的匹配度。加快構建技能導向的薪酬分配製度，提高技能人才收入待遇水平。推進財税體制改革，探索實施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税綜合納税申報。更大力度促進農民增收，持續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積極發展鄉村特色產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通過盤活土地和住房等資產、發展綠色農業等方式增加農民收入，釋放鄉村消費潛力。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提高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資源要素回報水平。
此外，逐步完善考核目標，進一步夯實促消費的制度保障。完善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將各地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作為考核指標，進一步明確促消費的政策導向。加快推進消費税徵收環節後移並下劃地方，更好提振地方促消費積極性。更加突出“以人為本”的理念，設計有關“投資於人”的統計和考核指標，具體可包括教育、培訓、就業、醫療、養老、托育、文化等方面，不斷提高人力資源水平。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領域轉移支付“錢隨人走”、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隨人走”，逐步實現人口淨流入地區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以提高效率，人口淨流出地區視情減少基礎設施投入以避免浪費。
（本版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