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譽綺：中國助力非洲，應對西方“教育斷糧”

近期，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球援助收縮政策形成一股在全球教育治理領域的“逆全球化”浪潮，對非洲教育的持續發展造成巨大負面衝擊。與此同時，全球南方範圍內的教育合作，尤其是中非教育合作方興未艾。由此，非洲教育國際合作領域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即西方的“拆梯子”模式和以中國為主的全球南方國家的“腳手架”模式。

西方國家的“教育斷糧”政策正在非洲大陸引發連鎖危機。美國國際開發署1月20日中斷對埃及10所大學2024-25學年1077名學生的資助。荷蘭3月宣佈削減24億歐元國際援助預算，而此前由其外交部資助的“橙色知識計劃”已於去年底正式結束。同月，英國宣佈計劃在兩年內削減官方發展援助預算至GDP的0.3%，國際救助兒童會預估這一舉措將使得全球220萬兒童面臨失學風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受到的衝擊尤其嚴重。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同樣指出，資金持續短缺可能加劇全球南方國家青年的失學、失業危機。

從深層次看，西方國家“教育斷糧”的政策轉向不僅暴露了非洲教育體系的脆弱性，也揭示了西方霸權主導下全球教育治理體系的深層矛盾。長期以來，援助國通過附加意識形態輸出與技術標準植入，使一些非洲國家陷入“援助依賴—主權讓渡”的惡性循環。非洲大陸的依附性發展模式本質上是殖民遺產的延續，其帶來的教育主權危機尤為觸目驚心。法語國家及地區國際組織（OIF）2022年的數據顯示，全球目前有3.21億法語使用者，其中62%生活在非洲。法國在殖民時期的“文化同化”戰略通過集權式教育體系與法語教學，培養了依附於殖民母國的本土精英階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最近一次（2022）列出的世界上成人識字率最低的3個國家,都是法國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進而言之，這導致非洲國家的教育主權受到侵蝕。教育作為國家主權的核心構成部分，關乎“培養什麼人、為誰培養人”的立國之本。教育主權喪失的直接後果是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新殖民主義教育體系培養出的精英往往選擇流向發達國家，不願回國效力；而大眾卻沒能獲得基本的教育資源保障。近日，非洲領導力大學(ALU)發佈的《2025非洲勞動力準備情況調查》顯示，僅44%的中學畢業生計劃留在非洲工作。

更具危害性的是，教育主權的喪失有可能直接威脅到國家主權。《經濟學人》近期文章《非洲人需要工作，其他地區需要工人》，“鼓勵”非洲國家將人才流失視作一種“出口”的形式，甚至暗示“僑民羣體可以通過資助反對派等方式推動政權瓦解”。這種赤裸裸的表述暴露了西方國家的真實意圖：試圖通過操縱僑民直接干預對象國的內政。因此，當西方基於本國利益收縮調整政策時，受援國的依附性發展模式缺陷便暴露無遺：既無法抵禦外部政策突變，西方援助的資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更無法滿足非洲自主發展的現實需求。

西方“教育斷糧”這一“拆梯子”的做法，迫使非洲各國一方面需要加強本國的教育治理和教育主權建設，另一方面需要加強與非西方國家的國際合作。盧旺達就是推進知識型經濟建設，實現“兩手抓”的成功案例。盧旺達於2016年進行了重點培養實踐技能的課程體系改革，評估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適配性，並重點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培養符合國家產業需求的創新人才。正如盧旺達前任教育部長所強調的，“教育是實現所有政策目標的核心”，該國還於今年2月與世界銀行共同主辦南南學習論壇，分享全球南方國家發展經驗。

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正在加強教育合作與教育援助，搭建非洲發展的“腳手架”。中國的對外援助和國際發展模式與西方不同，不搞“家長式”“施捨式”援助，而是充分傾聽非洲的需要，加強多層次、多元化的教育合作。2024年的中非合作論壇承諾未來3年重點支持非洲教育轉型和人才培養，合作的關鍵就在於將非洲的人才紅利轉化為助力本國現代化發展的動能。在職業技能培訓領域，中方實施“未來非洲—中非職業教育合作計劃”，至今在非洲15國建成17家魯班工坊，開設了機械與製造、交通、電氣與自動化、電子與信息技術、新能源、建築、醫療健康等多個專業，為非洲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高等教育方面，中國一些著名大學領銜與非洲高校開展合作，聚焦數字教育、衞生健康、農業發展、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多個領域。 

當前全球教育治理體系正經歷劇烈變革，以滿足西方需求為中心的人才培養體系逐漸崩塌，非洲國家的教育主權意識和尋求非西方國家合作的意識，正在危機中加速覺醒。中非教育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範，體現了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的堅定支持。這將打破北方國家知識技術壟斷優勢，實現全球知識分享與公平發展，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教育治理體系注入新動能。（作者是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