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聖淞：以伊衝突凸顯西方安全治理失能

以伊衝突的爆發，不僅使中東地區陷入更深動盪，更對全球安全秩序構成嚴峻挑戰。這場衝突的爆發，不僅反映了中東地緣政治的脆弱性，更揭示了西方安全治理理念在應對地區衝突時的結構性失能。長期以來，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既未能約束以色列的單邊軍事行動，也未能通過外交途徑化解伊朗核問題的安全困境，最終導致矛盾激化至軍事對抗。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全球安全治理體系的困境，探索更具包容性與有效性的治理路徑，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緊迫課題。

以伊衝突的驟然升級，根植於當前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尤其是在安全領域的結構性缺陷之中。當前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構仍以西方大國為主導，其治理理念深受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影響，難以超越國家利益的桎梏，真正秉持公平公正原則。在伊朗核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反覆尤為典型：從退出伊核協議到實施單邊制裁，再到試圖以軍事威懾迫使伊朗讓步，其策略始終在“極限施壓”與“臨時和談”間搖擺，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這種功利主義的安全治理模式，使伊朗核問題長期陷入“制裁—對抗—再製裁”的惡性循環，無核化目標的實現遙遙無期。

與此同時，在涉及關鍵地區衝突時，大國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往往凌駕於公正解決爭端的集體意志之上，而地區國家的聲音則更難以在西方主導的安全治理框架中得到充分體現。聯合國等多邊機制的道義呼聲常被強權政治所淹沒。這種“中心—邊緣”式的治理結構，使得國際社會既無法有效約束以色列的軍事冒險，也難以通過對話建立與伊朗的互信機制，最終導致矛盾積累升級。

從更深層次看，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安全治理存在明顯的零和思維，這是以伊衝突激化的思想根源。西方安全治理理念過度迷信制裁、孤立，甚至把軍事威懾和打擊作為解決爭端的主要工具。在應對伊朗核問題的過程中，西方單純強化“極限施壓”，輕視或忽視外交斡旋、政治對話和信任構建等和平手段的長期價值。在此基礎上，西方將伊朗核問題簡單視為“消除威脅”的問題，而非“共建安全”的議題，忽視地區國家合理安全關切。這種治理理念的狹隘性，正是導致當前全球安全秩序陷入困境的一大症結。

面對以伊衝突凸顯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以及更廣泛的時代挑戰，國際社會亟需超越舊有思維，探索更具包容性、公正性和實效性的安全治理新路。首要之務，在於推行均衡化的全球安全治理結構改革。必須實質性增強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各領域的代表性，充分激活聯合國在和平安全事務中的核心協調功能；秉持“多極但不碎片化”的審慎原則，既承認大國特殊責任並支持其在解決地區熱點時發揮主導作用，更要堅決防止單邊行動凌駕於集體決策，切實保障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平等參與規則制定的權利。

核心支撐，在於踐行包容性安全觀。在傳統安全尤其是核安全領域，必須構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體系：明確界定擁核大國在透明化、制度化管理核設施及資源方面的剛性義務，同時以可信承諾確保無核國家獲得不可逆的安全保障，從而打破“強權即正義”的惡性循環；同步發展多層次合作安全機制，加快推動覆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地區安全架構成型，以廣泛議題協商軟化地緣對抗的剛性。

根本路徑，在於重塑衝突化解的思維方式和行動策略。國際社會應堅定倡導通過平等對話與協商彌合分歧，旗幟鮮明地反對動輒訴諸制裁或武力脅迫的霸權邏輯。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實踐表明，通過平等對話、共同安全與可持續協商，地區矛盾完全可以用非對抗方式化解。2023年，中國成功斡旋伊朗與沙特復交，打破了兩國長期對抗的僵局。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始終主張相關各方保持溝通、相向而行、加強合作，反對單邊制裁與軍事威脅。

以伊衝突的硝煙警示世界，舊有的安全治理模式已難以應對複雜交織的全球性挑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實踐過程中凸顯出的“和合善治”理念，強調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文明多樣性，反對強加單一模式；倡導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解決分歧，反對動輒使用制裁或武力脅迫；追求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致力於實現各國的共同發展和普遍安全。中國將與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