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藍博洲接受《環球時報》專訪：要讓年輕人知道台灣抗日的真實歷史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吳薇】台灣作家藍博洲日前在桃園舉辦《反殖民的左翼鬥士》新書發佈會。該書收錄台灣農民運動先驅李應章、農運鬥士伍金地、工友協助會婦女部長許月裏、赤色救援會幹部廖清纏、台灣民眾黨秘書長陳其昌5位台灣反殖民左翼鬥士的抗爭事蹟，作為紀念台灣光復80週年的獻禮，以此延續台灣民眾的“正派氣概”。藍博洲1960年3月出生在台灣省苗栗縣，代表作品有《幌馬車之歌》《尋找祖國三千里》以及《台北戀人》等。他還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創會主席。18日，藍博洲先生接受了《環球時報》的獨家專訪，暢談該書的創作，以及台灣在中國抗日史中的角色。

活生生的歷史經歷者

環球時報：請談一下你所理解的台灣反殖民鬥爭的幾個階段，你如何看待此過程中台灣與大陸抗日曆史的關係？

*藍博洲：*台灣的抗日史和大陸抗日史是緊密關聯的。清王朝的衰敗導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之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抗日。第一階段是1895年的反佔領，丘逢甲等人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台灣民主國”並不是搞“台獨”，而是在清朝無力的情況下，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試圖通過“三國干涉還遼”的模式，通過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防止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清朝交割以後，“台灣民主國”就瓦解了，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奉命回到大陸。台灣民眾又自發開展長達5個月的反日戰鬥，一直到日本攻下台南，宣佈完全佔領台灣。

但是，台灣民眾還在繼續進行武裝鬥爭，直到1903年林少貓的抗日武裝被鎮壓後而暫息。大概到1907年，隨着孫中山領導革命起義的發展，台灣的武裝抗日活動又活躍起來。因為台灣是清政府割讓出去的，辛亥革命的成功讓台灣同胞看到脱離日本殖民統治、迴歸祖國的希望。1915年，台灣同胞又轟轟烈烈地展開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民眾也深刻認識到，台灣的命運是跟祖國聯繫在一起的。歷經20年武裝抗日血的洗禮讓台灣人意識到，除非祖國強盛起來，否則自己是無法孤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

到了上世紀20年代，台灣有識之士與青年學生展開了以“文化啓蒙”延續民族命脈的文化抗日，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台灣文化抗日各條陣線的團體又遭到全面鎮壓。一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形成。這個時候，台灣同胞尤其是知識分子、有識之士就知道，台灣的抗日不再是孤立的，台灣解放的希望繫於祖國的抗戰勝利。此後大概有5萬名台灣人回到大陸，直接或間接參加各條戰線的抗戰。

現在台灣社會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歷史長期被壓制和扭曲而出現不明是非的亂象，所以需要把這些被顛倒扭曲的歷史導正。尤其是青年一代台灣人，只要認識了台灣的真實歷史，認識了日據時代以來台灣同胞愛國主義的光榮歷史，就會知道台灣跟祖國大陸的命運是分不開的，從根本上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

環球時報：作為一名作家，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台灣抗日曆史感興趣？關於島內抗日曆史，我們常常提及的是丘逢甲、李友邦和莫那魯道等，你為什麼選擇書中幾位左翼人士作為切入點？

*藍博洲：*1987年，我在陳映真先生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寫作，當時剛好是台灣“二·二八事件”40週年，也因此瞭解“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我覺得，除需要了解光復後這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外，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也要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才能完整理解台灣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當時所能查找閲讀的資料有限，而且那些都是死的、沒有温度的史料。儘管那時候很多反殖民的前輩都已經不在了，我還是找到一些革命前輩，並且在有政治禁忌的限制下，陸陸續續採訪記錄了他們的口述信息。

例如，我書裏提到的陳其昌先生，在上海大學時受業於瞿秋白，去日本留學後又回到台灣，參與蔣渭水等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並擔任重要職務。這些前輩的歷史不只涉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還經歷了台灣光復以後的時代。整個歷史都是串聯起來的，這些前輩不僅反對日本的殖民主義，還反對美國的新殖民主義，從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温度”。我可以實際感受到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憤怒、反抗，以及鬥爭的艱難。這些史實都要通過他們的敍述才能夠了解到，在其他書本上是看不到的。

至於丘逢甲、李友邦和莫那魯道等，都是大眾常聽到的抗日人物。我書中寫的前輩，其實也不是特別選擇，只不過他們當時健在，而且可以採訪到，是為數不多經歷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新老殖民統治的台灣歷史人物。

“我等於被封殺了”

環球時報：書中幾位反殖民左翼鬥士中，哪一位的故事讓你印象最深刻？

*藍博洲：*我沒辦法做比較，因為每一個人的角色以及活動領域不同。比如許月裏，她從小就受到反日思想的薰陶，自己也投身反殖民運動。她無法接受“台獨派”聲稱的“因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才有現代化”的“殖民有功論”。她曾舉一個例子：家裏進了小偷，小偷逃跑時把梯子留了下來，“難道我要因此感謝小偷，因為有他，所以家裏才有梯子嗎？”

再比如陳其昌先生，是當時台灣民眾黨的秘書長。現在台灣又出了一個民眾黨。而陳其昌的歷史可以讓台灣民眾瞭解民眾黨真正的精神，及其改造社會的綱領和訴求。對我來講，這些都是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

環球時報：民進黨當局一直在搞“去中國化”，對抗日曆史也基本不提。你為什麼會出版這樣一本書？

*藍博洲：*這本書不是現在才開始寫的，我從1987年就一直在做這個事。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民進黨還沒掌權的時候，許多親綠學者也曾談論重視台灣人抗日史，後來當官了卻淪為昧着學術良心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無品學者，不再敢把自己以前所寫的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文章重新出版。

我都直接用史實説話，讓民眾知道真正的台灣歷史，尤其是讓大家瞭解在光復以及“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那一段對於“紅色中國”認同的歷史。這段歷史後來被扭曲，結果造成今天台灣老百姓對於身份認同的錯亂。而這樣的錯亂導致兩岸關係目前進入困難時期。我覺得有必要“顛覆”台灣民眾的錯誤認識，爭取他們的認同，這樣才可能真正爭取到台灣的民心。

環球時報：對於這樣一本書的銷量，你有什麼預期嗎？

*藍博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獨派”還沒有當政的時候，我的書的內容曾經是熱門話題，賣得也很好。隨着台灣推行所謂的“本土化”，包括李登輝“去中國化”，尤其到這幾年民進黨執政，像我這種“統左派”的書，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市場了。我以前寫的書，他們會批判，但現在就刻意把我晾在一邊，同時用大量的行政資源為一些“政治正確”的人出同樣主題的書。我等於被封殺了。

正確的路會變成康莊大道

環球時報：你之前提到儘量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現在也是如此嗎？會感到孤獨嗎？

*藍博洲：*這不算什麼問題。我一直都在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像是長期住在鄉下，日子可以過就好了，也沒什麼。雖然我的作品一直只能在一些邊緣的報刊雜誌發表，但我也沒什麼好孤獨的，因為從一開始就知道要面臨這樣的處境。

我採訪了很多老前輩，包括這本書裏提到的幾位，他們被抓去坐牢，被釋放後又長期——這個“長期”指的是一輩子——被整個社會排擠等等，但他們都堅持過來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有信念，並且認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我作為一個晚輩，會繼續做這些題目，進行這些寫作，是因為我從他們身上以及這段歷史知道，這條路是台灣民眾和台灣社會應該走的正確的道路。有了這種信念支撐，就不會有什麼孤獨不孤獨的問題，只是去想要如何突破各種客觀限制，讓我寫的這些歷史可以被更多人閲讀，影響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改變他們對現實政治以及對未來台灣走向的看法，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環球時報：你曾提到魯迅是你的精神導師，他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藍博洲：*最主要一點就是魯迅的自我批判精神，包括對國民性的批判，另外就是抗爭精神。“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要你走的路是正確的，繼續堅持，走的人多了，就會出現康莊大道。所以碰到比較低潮的時候，我會再回過頭翻一翻魯迅的作品，直到今天都還可以從中得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