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雪冬：塑造國際社會“共同性”，中國提供智慧

信任是稀缺資源，國際社會中的信任更為稀缺。當下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不斷湧現轉化，二戰後形成的穩定的國際秩序以及維護國際社會信任的機制，不僅沒有得到強化，反而不斷受到某些國家的蓄意削弱和破壞。單邊霸凌、單邊制裁、極限施壓、“築牆設壘”、“脱鈎斷鏈”、以鄰為壑、“選邊站隊”、“妖魔化”、“塑造敵人”等行徑，成為一些長期主導國際秩序的國家毫不遲疑的選擇，持續將“叢林法則”“霍布斯想象”投射到熱點地區、特定領域，激化緊張和矛盾，以朝令夕改、不講信用給整個國際社會蒙上了猜疑防範的沉重陰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幅度地展開國際交往，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隨着全面加入國際社會，參與各個領域的發展和治理，*中國始終堅持成為國際社會中穩定、積極、進步的力量，不僅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更是國際社會中信任資源的重要供給者。*從價值理念，到制度安排，再到具體政策舉措，中國始終圍繞塑造、擴大、築牢國際社會中的“共同性”展開，為維護、生產國際信任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之所以追求國際社會中的“共同性”，根本原因在於，經歷了上百年的民族國家和全球化的交疊發展，國際社會進入了百年未有的變革時代。21世紀的國際關係，早就不是主權國家理念形成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也不是西方國家主導的殖民體系、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體系，更不是“美國治下的和平”的一國獨大體系。在新的世紀，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等不同維度的變革交織互動，在不斷創造出新機遇和新優勢的同時，也促生着日益多樣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國際體系和各國治理體系都遭遇挑戰，在全球性治理危機的“無影燈”下，優劣顯而易見。只有相互合作、共同創新，塑造更深厚更全面的國際“共同性”，才能有效應對風險和挑戰。

國際社會中的“共同性”，不是對豐富多彩多樣性的否定，而是在承認、包容多樣性的前提下，更加主動地追求各國之間、各民族之間、各文化之間、各文明之間，在相互聯繫、交流互鑑過程中形成的共同之處，破除長期以來基於“無政府主義”假設形成的二元對立思維，推動權力驅動、利益驅動、單一大國驅動的“零和博弈”國際關係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引領的合作互信共贏的國際關係演進。

*塑造擴大築牢國際社會中的“共同性”，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選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敏鋭洞察到各國曆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趨勢，“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儘管當下存在着“去全球化”“逆全球化”逆流，各式“反全球化”倡議以及“國家中心論”思維的復興，但是經過數百年發展，人們早已生活在“地球村”裏，形成了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狀態。因此，無論偶然性多麼偶然，不確定性多麼突兀，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世界歷史曲折前進的大邏輯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命運與共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國際社會的“共同性”不會被削薄沖淡，反而會層次更為豐富、關係更為耦合、主體更為自覺，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提供堅實的基礎。

塑造擴大築牢國際社會中的“共同性”，不僅是反映時代方向的價值理念，更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採取的一系列切實可行、問題導向、富有成效的實踐做法。

*第一，堅持辦好自己的事情，為塑造國際“共同性”提供紮實的前提和條件。*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社會最核心的單位，良好的國內發展和治理，有助於控制矛盾的規模，避免誘發更大範圍的對立和衝突。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中國這樣超大規模的國家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先例。近代以來，自強成為中國人民奮鬥的精神。在奪取政權，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獨立自主有着深切的體認，並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不依賴外部力量的工作機制和方法。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人準確判斷並把握住和平發展這個時代主題，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中國用幾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用幾百年實現的工業化，並同步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長期穩定，避免了現代化陷阱。中國的成功，不僅解決了本國發展和治理問題，而且為世界發展和治理提供了強大的支撐，為許多渴望現代化成功的國家提供了示範和動力。

*第二，通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更大的國際共識。*基本共識是解決“搭便車”現象最經濟，也是最可持續的方式。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當下和未來理應追求的共同目標。這一理念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黨執政奮鬥和國家發展所追求的目標。在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不同場合，中國始終積極倡導、推動加深理解、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實現共贏，推動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表述或者其精神寫入聯合國的相關文件之中。因此，習近平主席説，“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他這樣形象地闡釋其中藴含的智慧，“中國古人講‘同舟共濟’，現在國際社會則需要‘同球共濟’”，要“讓‘同球共濟’、團結協作、互利共贏成為時代主旋律”。

*第三，堅持以大國的胸懷氣度和行動，在塑造“共同性”上作出表率。*大國在國際社會中擁有更多的資源，佔據更有利的位勢，理應承擔更大的責任。然而，國際上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論，以及美國人反覆提及的“美國例外論”，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大國在國際社會中自利行為的合法化論證。大國在國際社會中容易產生道德優越感、行為任意性、自我孤立性，並在國內外採取雙重標準。但這不應該成為常態。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櫛風沐雨成長起來的大黨，中國作為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大國，始終用“大要有大的樣子”來提醒自己。在國際交往中，帶頭講平等、講合作、講誠信、講法治，倡導“一國的事情由本國人民做主，國際上的事情由各國商量着辦”；在全球發展和治理中，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推動新合作，承擔大國責任和義務；在複雜多變的國際事務中，不惹事、不怕事，展現大國擔當。從2021年開始，中國先後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充分體現了一個有着悠久文明和活力當下的大國，在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時的思考和創見。

*第四，始終關注國際社會中的弱勢羣體，補齊國際“共同性”塑造的短板。*各種類型的弱勢羣體的長期存在乃至狀況惡化，不僅會擴大國內國際範圍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差距，更會引發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宗教衝突等各類問題。中國強調自己永遠是第三世界成員，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員，始終力所能及地幫助對方，切實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追求現代化的權利，為此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通過創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非合作論壇”“中拉論壇”“金磚國家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層次合作機制，中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包括資金貸款、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培訓、醫療、救災搶險、人道主義援助等多元化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隨着中國自身實力的提升，中國對外援助的內容和方式也不斷創新，探索出許多更符合當地條件、具有時代特色的援助機制和方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正確義利觀時所説，“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過得很好，一部分人過得很不好，不是個好現象。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

*第五，推動民心相通、文明互鑑，築牢國際“共同性”的情感基礎、文明基底。*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人民友好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基礎力量，是實現合作共贏的基本前提”。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推動中，將“互聯互通”精神貫徹到全方位，將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及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統籌聯結在一起，並將民心相通作為其更高的追求。為了推動文明對話和互鑑，2024年6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中國提出的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決議，決定將6月10日設立為文明對話國際日，旨在充分發揮文明對話對於消除歧視偏見、增進理解信任、促進民心相通、加強團結合作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還在深刻的演進之中，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依然根深蒂固，時常泛起極化。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依然在加重，信任資源彌足珍貴，塑造擴大築牢國際“共同性”任務更為艱鉅迫切。“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對於中國這個大國來説，這是時勢賦予的機遇，也是國際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期待。（作者是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