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徐偉新：大道如砥 行者無疆——堅定走好中國道路

為什麼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而世界四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都已煙消雲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能夠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發展成就，走出了正確道路是根本原因。幾千年來，中國道路既堅守文化內核的連續性，又通過開放吸收和主動變革實現適應性發展，這種獨特的韌性使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未曾中斷並且不斷創新發展的原生文明，在文明形態迭代加速的今天，中國道路又一次展現出文明韌性與制度創新。大道如砥，行者無疆。中華民族汲取深厚的歷史能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堅定走在中國道路上。

中國道路的底層邏輯

“如果沒有中華5000年文明，哪裏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取決於其特定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中國道路的堅持與拓展，中華文明的存續與創新，根植於獨特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一套獨特的“大一統”格局。

大一統的政治傳統。華夏先民在治水實踐中發展出獨特的天下體系。大禹治水不僅是治水技術的突破，更是社會組織形態的革命——通過流域治理形成協作網絡，奠定了早期國家的治理雛形。秦漢確立了中央集權制、郡縣制，實施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管轄。大一統的政治制度，消除割據壁壘，促進跨區域的貿易和經濟發展，得以興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和軍事工程，確保了國家疆域的統一。科舉制度的產生和傳承使得知識精英的流動通道始終保持着適度張力。鄉紳自治、宗族組織所形成的基層治理，使國家治理富於彈性，緩衝了王朝更迭帶來的衝擊。將儒家經典確立為基本的知識體系，構建了跨越地域和階層的價值共同體，確保了文明核心價值的代際傳遞。孔子晚年為“克己復禮”奔走呼號，其“從周”的理想，本質上是對制度文明延續性的深刻認知。當希臘城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時，華夏大地上的“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策略，創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大一統是中國道路、中華文明生命力的核心密碼，對內保障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發展高效，舉國辦大事；對外推動中國以負責任的大國身份參與全球治理。

獨特的地理結構。東臨大海、西有高原的地理環境，既阻擋大規模外敵入侵，又保持了文化傳播的獨立性。海洋草原、高山平原，中國複雜多樣的地理結構，孕育形成了多彩紛呈的眾多民族。中國還是一個江河豐沛的國家，長江、黃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孕育了中國早期文明，尤其是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形成安土重遷、小康社會的民眾心理，而眾多江河的互聯互通，構建了一個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水網絡。如大運河的修建，途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浙江8個省（市），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接35個城市，形成南北貫通的國家水上大動脈，促進了人員的流動，貨物的運輸，商業貿易的展開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江河湖海的聯通，重構了中華大地上的社會空間，建立起國家一體化格局的空間認知。中國歷史上應對洪澇災害、興修水利等治水實踐，則進一步夯實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和舉國體制。洋務運動以來的對外開放和海洋貿易，加速了勞動力和經濟活動向港口附近的地區流動，形成新的商業區和人口聚集地。改革開放後，東南沿海地區迅速成為中國的重要經濟增長極，中國經濟地理格局與社會文化中心發生重大改變。

文化內核的凝聚力。中華文明從黃河流域出發逐漸向外擴散，覆蓋了更廣闊的地區。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秦始皇統一中國，統一文字，形成超越方言差異的表意文字。統一文字，對構建國家認同，形成多民族的統一體，培育中華民族“天下一統”的集體意識，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文字成為文化傳承的載體。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學説，構建了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例如在國家治理中，“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價值理想成為至高境界，“民惟邦本”成為歷代歷朝施政理念，而“仁政安邦”則成為治理目標；在政績觀上要求“重義輕利”，在能力建設上做到“內聖外王”，達到“尚賢使能”，治理方式上則倡導“備豫不虞”等。“中和位育”，使天地人物各得其所，“協和萬邦”，以人文化成天下，是為善治之道。儒家的道德思想和價值追求，通過科舉制有效地實現了代際傳遞，又通過宗族制滲透到社會基層，婦孺皆知。文化的向心力，塑造了多元一體的民族凝聚力，強化了國家認同，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以及國家社會的高效治理提供了堅實的根基。

中國道路的創新性拓展

站在居庸關長城上眺望，夯土城牆與高鐵軌道在燕山山脈間交錯延伸，這種時空疊印的景象恰是中國道路的生動寫照。它既不是古老文明的簡單延續，也不是現代性的機械複製，而是文明基因在時代語境中的創造性綻放。

制度彈性與突破。制度即規範，既包括成文規則，也包括習慣規矩。秦皇漢武至今，在應對各種外來和內部的、人為和自然的、突發和常態的衝擊過程中，中國社會制度在保持充分彈性而不致制度剛性折損的同時，不斷實現突破與革命。進入近代，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洋務運動開啓實業救國之潮，突破“體用之爭”的桎梏，傳統士大夫精神孕育了現代實業家的價值追求。新中國成立以來，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實現了“兩彈一星”工程的重大突破，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今天量子通信、高鐵技術、新能源等領域得到充分體現。改革開放推動了產權制度的創造性轉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新土地集體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彈性配置，破解了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權悖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外資經濟並存，形成中國特有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央政府掌握戰略要素配置權，地方政府培育區域市場生態，社會力量激活微觀經濟活力。分層競爭與全國統一大市場辯證互動，推動中國經濟闖關奪隘不斷向前。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啓了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新質生產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社會事業全面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拓展和深化。為適應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一個規模不斷擴大、複雜性不斷提高、互動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代世界，制度的進化改革創新更趨系統化。

發展倫理重塑。進步、發展、富裕、繁榮，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和價值。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不同的發展階段，這種追求和價值不斷突破、重塑，引領社會制度的變革與社會治理。馬克思在19世紀創立唯物史觀時，描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美好願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然而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從未風平浪靜，而是充滿了血雨腥風，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對利潤的追求所產生的勞動的異化、產品的異化以及人的異化，造成財富的積累與人的畸形片面發展並存。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倫理思想，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民至上理念，在脱貧攻堅的實踐中獲得制度性回應與落地。通過基建投資、產業培育、教育扶貧等全方位的立體干預，構造起提升自主增收脱貧能力的系統工程。不僅如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塑當代人類發展倫理。600年前鄭和船隊“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在21世紀現代性地轉譯為“一帶一路”的互利共贏。2013年以來，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方面，形成了覆蓋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的合作網絡。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促進了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顯著提升了區域互聯互通水平和全球經貿合作效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實踐，重塑全球治理的底層邏輯。

世界圖式迭代。走一條什麼樣的路，是零和博弈、文明衝突，還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中國人以其獨有的從“天下觀”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迭代，構建起中國道路的世界圖式。“天下觀”是中華文明最具標識性的政治哲學概念之一，既是地理空間的想象，文化秩序、社會秩序的建構，也是經略中外關係的基本理念。它超越了狹隘的民族國家界限，以“無外”的包容性和“大一統”的整合性為核心特徵，深刻塑造了中國道路的世界圖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中國“天下觀”早期最直白的敍述。韓愈説，“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孔子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通過禮樂教化、德化，不斷將夷狄納入中華文明體系。從“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到“懷柔遠人、協和萬邦”，大一統的多元一體的國家建構不斷鞏固，每一次朝代更替、國家分裂之後，亦復歸統一。與此相適應，超大規模國家治理的意識形態基礎不斷加強。儒家經典、科舉制、律令體系，成為人類共同文化遺產。“天下觀”不僅是地理空間的概念、國家治理的概念，也是文化的概念、文明的概念，是中國人的世界圖式和外交方式。進入新時代，中國秉承“天下觀”的古老智慧，創造性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理念消解了“他者—自我”的對立，超越“文明衝突論”的西方文明的對立敍事，把中國融為世界的一部分，把世界建構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體現了中國人對不同民族、國家以及文明的包容性，也體現了中國人的自然生態觀，是中國人對現代性困境的回應。如長江十年禁漁、歷年的海洋休漁、草原休牧，等等。從“天下觀”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道路以“無外”的包容精神與和諧共生的秩序智慧，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發展新路徑。

中國道路的實踐智慧

在5000多年的漫長進程中，中國道路始終貫穿着變與不變的動態平衡。變與不變，看似矛盾，實則是中國治國安邦、守正創新的大智慧，而這一智慧往往是通過頂層設計與摸着石頭過河的系統操作實現的。

頂層設計構建中國道路的基本骨架。“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古代中國人看待世界、把握自己的基本邏輯，也是當代中國人國家治理的基本思維。辯證法認為，變是絕對的，變是永恆的不變；同時事物本質的內在規定性是不變的，具有穩定性、長期性和堅韌性。中華民族在中國道路上行進了5000多年，變化可謂天翻地覆。但是，如果一切皆變，就不是中國，不是中華民族了，變化當中有不變的堅守。放長眼光，我們看到幾千年來無論發生多大變化，有四個基本要素是中國道路一以貫之的，是中國人考量當下與未來的必備因素。這四個基本要素構成中國道路頂層設計的基本骨架。

第一個要素是大一統的制度剛性架構，這是制度性的頂層設計。中國有廣袤的國土，有56個民族，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標準化頂層設計，通過郡縣制、户籍制、度量衡與文字統一，構建了超大規模國家的治理架構。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並逐步完善了國家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羣眾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各領域各方面的重要制度，共同構成中國道路的制度頂層設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制度體系的核心和根本保障。

第二個要素是主流意識形態，這是思想性的頂層設計。古代中國將儒家倫理上升為國家意志，以“仁”為核心，建構禮樂文化。“禮”強調社會等級和秩序，“樂”則彰顯和諧美德，通過禮儀教化和音樂教化使人修身養性、體悟天道、謙和有禮、威儀有序，從而達至天下大治。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為進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凝聚共識、整合社會、引領各領域發展的根本遵循，增強了全民族的國家認同感，維護了國家文化主權。

第三個要素是發展目標。中華民族從遠古走來，下一步要向哪裏去？這個問題其實是古代中國改朝換代的重要考量，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的迫切期待。長治久安，維護皇權穩定，是歷朝歷代的基本目標；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則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願景和奮鬥目標。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國家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提出 “三步走”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今年“十四五”規劃即將收官，中國式現代化成果豐碩。一張藍圖繪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幹，中華民族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上堅韌前行。

第四個要素是價值取向。《尚書》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提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中國共產黨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作為全黨的工作準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發生了明顯變化，價值觀念多樣化、複雜化，但是價值觀的主軸和核心沒有變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人民至上作為貫穿其理論體系的理論支點、價值支點和實踐原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從民惟邦本，到人民民主，再到人民至上，中華民族踏浪前行，始終擁有不竭的精神動力。

摸着石頭過河因勢而變。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我們又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大變局時代不同，內涵不同，但是挑戰都具有嚴峻性。如何在變局中延續，在革命中重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基本邏輯下，中華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摸着石頭過河，因勢而變。通過傳統基因重組與時代性轉型，不斷實現文明主體的創造性轉化，從而實現從王朝國家到現代文明國家的恢宏跨越。

研究中國道路的不斷建構性，有三個特點不容忽視。

一是包容與進化。在古代中國，佛教與儒道思想交融，外來思想在華夏文明的熔爐中淬鍊重生。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吸收佛教的思想，也實現了傳統儒學的創造性轉化。朱熹“理一分殊”的哲學智慧，藴含了當代文明對話的方法論。華夷交融，民族融合，至清朝，幾十個民族共聚中華大地。近代以來西學東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華民族找到求解放、求真理的思想武器，找到一條民族新生的正確道路。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活傳統小農經濟的韌性與活力，為農業現代化產業化創造條件；農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為應對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危機提供智慧；從儒家倫理體系到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始終以“人倫日用”為根基，滲透社會各個層面。黨的羣眾路線與民惟邦本的貫通，小康社會從《禮記》的理想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天下觀”的現代詮釋等等，構建中國道路的基本骨架不斷進化重構，中國道路越走越寬廣。

二是及時調適與校正。中國道路的一個鮮明的優越性，體現在與時俱進的自我更新能力。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探索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制度調適與校正機制，針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進行動態修正與調整，從而保持基本制度和基本方向的穩定性、連續性與堅定性。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一次革命性轉型，維護轉型的穩定性，使中國經濟這艘大船不致因急轉彎而折損，體制的不斷調適與校正就必不可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體制新舊交替轉型，在政治社會領域必然引發催生新的問題。如黨的十八大之前一個時期，一些地方和單位政治生態嚴重惡化，渙散了人心、帶壞了社會風氣，極大損害了人民羣眾對黨的信任。為此，在政治體制上加大反腐敗力度，建立完善派駐制度、巡視制度等；在社會治理中加強和創新基層治理，建立了矛盾調解中心，推廣網格化管理+數字化平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實施中央八項規定，以小切口撬動全面從嚴治黨大變局，推動解決了一批羣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以作風建設新成效贏得人民羣眾衷心擁護，促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相適應，接軌國際規則，大規模地修訂法律，外貿法、知識產權法等落地。進行自貿試驗區試點，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從190項縮減至29項，不斷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隨着信息時代數字時代的到來，各領域數字化賦能進一步提升制度的韌性與自組織性。

三是危機倒逼的系統重構。在古代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危機倒逼後的皇權體制的系統重構。“新桃換舊符”，中國歷史在不斷地更新、迭代、重構中延伸。在黨的歷史上有兩次危機倒逼的系統重構，意義深遠。一次是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情況下召開的。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啓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第二次是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開啓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頂層設計恰如河牀，保證中國道路不偏離人類文明的主軸，摸着石頭過河則如水流，在蜿蜒行進中因勢而變，繞礁石過險灘，積小勝為大勝。

結語

在500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中華民族風雨兼程，其間曾歷經坎坷，但重拾信心，校正方向，走出一條通往希望和光明之路。中國歷史所賦予的道路的深層邏輯，不斷向新而生創造發展的道路的建構性，以及中華民族的哲學智慧，向世界展示出中國道路的勃勃生機——確定性、未來性、機遇性。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中國道路將成就世界的另一番氣象。（作者系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原中央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