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秋潔：打破西方媒體編織的對華“幻象”

今年5月，一個澳大利亞博主在社交媒體上揭露了一個被西方媒體傳播多年的“中國椅子長刺”的謠言。這則假消息稱，山東某公園裏的公共座椅安裝了金屬尖刺，以杜絕未付費者擅自使用，包括《衞報》《紐約時報》、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等西方媒體都報道或轉載過這條消息。類似的例子還有：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曾報道稱，中國正在通過基因改造技術製造“超級士兵”，可謂是將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情節直接嫁接到涉華報道上；法國電視2台曾報道山東某服裝廠“僱用少數民族童工”，導致該工廠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

以上的涉華不實報道案例，只是長期以來西方媒體所編織的“幻象中國”的冰山一角。在眾多此類謠言當中，雖然不同事件的具體情節、場景會有不同，但總體上都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是“有違常理”。這裏的“常理”不僅指常規意義上的科學原理、邏輯道理，更指受眾根據其所處環境和日常生活經驗所產生的認知。在媒體的受眾不瞭解某種信息背後的具體情況，並很難基於此進行判斷的時候，這類謠言傳播也就有了市場。一些涉華消息即使未經事實核查也可被報道乃至持續關注，正是西方媒體利用其受眾對中國不瞭解這一特點的結果。

其次是“媒體背書”。不論相關報道的內容多麼離譜，只要有影響力的媒體“背書”，謠言也就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事實”。像“椅子長刺”這樣的謠言能傳播十多年，少不了《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的推波助瀾。

再次是“流毒甚廣”。經媒體報道“確認”之後的謠言，傳播的範圍很廣，時間很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因此被成倍放大。比如，“超級士兵”謠言從2020年首次傳出開始，其更新的版本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流出。今年4月，印度《印度斯坦時報》的一篇文章還報道説，中國將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武器化”並組建“超級軍隊”。由此看出，此類謠言往往可以脱離新聞報道的時效要求，在跨越時間、地域的廣泛流傳中不斷翻新、升級。

那麼，為什麼像“椅子長刺”這種離譜的涉華謠言在國際輿論場中能有如此市場，並且歷經多年仍然“頑強”？其主要原因在於國際新聞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媒體在涉華報道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與一般的新聞相比，國際新聞的特殊性有兩點。第一是強主觀性。在國際新聞的生產傳播過程中，新聞事件的發生地、媒體和受眾分屬不同的國家地域和文化範疇，媒體及其工作人員不得不從自身所在環境的視角出發，透過自身的文化濾鏡去解讀報道對象國。第二點是強中介性。新聞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中介，而由於國際新聞反映的是關於異域文化的外部世界，受眾更加缺乏對相關信息的認知基礎，這種中介作用就更加突出，受眾對媒體傳播相關信息的信任和容忍度也就隨之提高。

如果説前兩個“特點”屬於媒體在新聞生產和傳播中客觀存在的“副作用”，那麼第三點就指向西方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中存在的主觀惡意。前文提到的“童工”謠言，就是西方多年來污衊、抹黑中國的典型敍事。報道中提到的小女孩在記者的誘導提問和惡意扭曲下，變成了“遭遇強迫勞動的童工”。不僅如此，報道還將“滿勤獎”解讀成“新疆”，把“超天數獎”曲解為“朝鮮族”，給當地女工視頻畫面打碼後當作“維吾爾族女性”。這種罔顧事實、刻意扭曲完全是意識形態驅使下的造假行為，是西方某些媒體在對華輿論戰、認知戰中扮演“急先鋒”的具體表現。

面對西方媒體的“系統性造謠”，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中長期處於被動境地。為改變這一局面，中國一方面在加速提升自身的國際傳播能力，在外交話語、媒體話語和公眾話語的多重場域中複合發力，在國際輿論場中不斷提高自身講述中國、闡釋世界的聲量；另一方面，始終以開放的姿態推動不同國家、不同文明間的媒體交流。越來越多的國際媒體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大量西方媒體以外的記者看到中國的真實情況並予以報道，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方媒體主導涉華報道的局面。另外，在社交媒體和免籤政策的推動下，大量外國人來到中國，繞開西方媒體，將他們的所見所聞直接反饋到海外社交媒體上，其在國際輿論場中形成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總體而言，雖然目前中國在國際傳播領域仍然面臨多重困難，但只要以我為主，不斷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和自主話語實力，始終堅持開放交流，讓第三方傳播力量為傳播真實中國故事發揮更大效用，打破西方媒體長期營造的涉華“信息繭房”只是時間問題。（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區域國別傳播研究院中外記者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