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法國不可改革”困境由何而來

7月1日，法國貝魯政府再次面臨議會的不信任動議。儘管極右翼“國民聯盟”明確表示不會支持左翼社會黨的彈劾提案，政府因此得以涉險過關，但其執政的脆弱性已是不爭的事實。表面上看，此次政治危機源於養老金改革引發的廣泛爭議，實則折射出法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深層困境，更是各政黨為2027年總統大選提前展開激烈博弈的縮影。

要理解法國當下局勢，需從根本問題談起。長期以來，法國推行“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政府支出在歐盟成員國中位居前列。然而近年來，經濟持續疲軟使高福利制度從助力發展變為沉重負擔。法國養老金實行“現收現付制”，即在職人員繳費用於支付當期退休人員養老金。但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職工與退休人員之比持續下降：1970年為4:1，至2023年已降至1.7:1。目前，法國養老金支出已佔GDP的14%，遠高於經合組織7.5%的平均水平。儘管2021年因經濟復甦出現短暫盈餘，但自2023年起財政再次轉為赤字，年均缺口約為100億至120億歐元，若改革遲滯，2032年時累計赤字或高達1500億歐元。

問題在於，形勢如此嚴峻，為何改革卻始終步履維艱？事實上，法國民眾並非不理解問題所在。馬克龍之所以在2017年當選總統，正是因為傳統的左翼社會黨和右翼共和黨未能有效應對國家困境，選民將希望寄託於一位政治“新人”推動變革。改革成為馬克龍執政的核心使命，是其“復興法蘭西”理念的根基。然而，改革往往意味着削減既得利益。儘管不少法國人贊成改革理念，但改革一旦觸及自身福利，他們便產生強烈牴觸。更何況，部分改革措施存在“一刀切”之嫌，公平性存疑，致使抗議、示威和罷工接連不斷。正如英國《經濟學人》所形容的，法國是“歐元區的定時炸彈”，並非因其問題最重，而是因為“有病不治”。

“法國是一個不可改革的國家”一説，背後反映出其固化的社會文化結構。法國擁有悠久的革命傳統，左翼思潮根深蒂固，“社會主義者”幾乎成了全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當貝魯政府提出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長至64歲時，社會黨即刻表態反對，這更多是出於政治立場而非現實考量。同時，法國社會鬥爭文化濃厚，且歷史上多次通過抗爭迫使政府讓步。因油價上調而起，最終演變為全民抗議的“黃背心運動”便是典型案例。

法國改革之困不僅是社會結構和文化心態的結果，也源於當前的政治格局。自去年歐洲議會選舉以來，法國政壇呈現左翼、中間、極右翼三分天下的格局。中間派執政聯盟無法掌控國民議會，導致無論是此前的巴尼耶政府，還是兩度遭彈劾的貝魯政府，均屬“少數派政府”，在推動重大議題時缺乏足夠支持。政府不得不頻繁動用憲法第49.3條，繞過議會強行立法，從而激化黨派對立，引發不信任動議的連鎖反應。

儘管形勢複雜，我們仍需辯證看待法國的局勢。首先，根據法國“半總統制”制度設計，無論議會局勢如何，總統馬克龍都不會提前下台。其次，目前三大陣營勢均力敵，誰也難以獨自主導議題，不得不在博弈中尋找妥協，而通常由總統支持的政府仍具備一定的施政空間。再次，各黨派雖在表面激烈交鋒，實則清楚頻繁倒閣無助於改善自身形象，反而加劇民眾對整個政壇的失望。最後，不排除總統在今夏之後解散議會、重新舉行選舉的可能，這也讓各方在權衡“進退”時更加謹慎。

法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既具有本國特色，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許多發達國家的共性挑戰。馬克龍試圖以改革破除制度性桎梏，以實現國家復興的願景，但社會結構的慣性阻力極大，而西方式民主制度在這一背景下不僅未能成為推動力量，反而成為掣肘因素。這或許正是法國的真正困境，也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層結構性矛盾面前的無力感。法國需要儘量避免走入政治動盪期，這對自身、歐洲和世界都好。（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