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峯：探索構建“龍象共處”的競融新生態

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以及地緣政治博弈複雜交織的當下，中印經貿關係正站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作為亞洲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中印兩國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超20%，雙邊貿易額突破1300億美元大關。這種緊密的經貿紐帶，既承載着兩國實現現代化的共同願景，也面臨着貿易結構失衡、政治因素干擾等現實挑戰。如果想在2047年實現“發達國家”願景，印度就該充分認識到中印經貿關係絕非一些人所鼓譟的零和博弈，而是印度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撐。

當前中印經貿關係的現實圖景呈現出三重鮮明特徵。一是貿易規模持續擴大但結構失衡一直存在。中國連續多年穩居印度最大貿易伙伴地位，2024年雙邊貿易額達1384.78億美元，但印度對華貿易逆差接近1000億美元。這種失衡根源於兩國產業梯隊的差別，本質是全球價值鏈分工差異的體現。中國出口以機電設備、電子產品、化學品等工業製成品為主。而印度對華出口則集中於鐵礦石、棉紗等初級產品以及農副產品，高附加值產品佔比不足10%。一般來講，這種貿易模式需要通過兩國在經濟互補以及產供鏈位置變化中逐漸調整，難以在短期內通過行政手段解決。

二是投資合作潛力尚未充分釋放。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對印投資存量在2022年達到約80億美元的歷史峯值後，逐步下降，目前僅為40億至50億美元，佔印度吸引外資總額的0.5%至1%，遠低於中國對東盟12.3%的投資比重。

三是地緣政治因素對經貿關係的干擾日益凸顯。印度過去幾年對華採取的簽證限制、App封禁、突擊查税等措施，使雙邊人員往來斷崖式鋭減。這種政治寒流直接衝擊經貿合作，中國企業在印項目平均延誤週期被大幅延長，運營和維護成本激增。但與此同時，印度經濟界的現實選擇折射出更深層邏輯，從電子元件、電池板到汽車、機械、紡織品、製藥等行業，自中國進口的製成品、中間品和零部件不降反升，繼續增加，這反映出印度在關鍵生產領域對中國供應鏈的巨大需求。

中印作為亞洲兩大新興經濟體，雙邊經貿合作既是兩國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引擎。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中印更應把握機遇，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深化經貿互動，在發展中捋順雙邊經貿關係，建立更平衡的貿易機制，共同構建互利共贏的合作新格局，為動盪的世界經濟注入確定性。

首先，重塑貿易平衡離不開創新思維。一方面，中國可以適當擴大從印度進口農產品、製藥產品等，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另一方面，印度不妨借鑑東盟“梯度開放”經驗，在醫藥、IT服務等優勢領域對中國實施“精準開放”。另外，中印還可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在5G應用、跨境電商、人工智能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使雙邊貿易結構從“垂直分工”為主轉向“水平協作”。

其次，投資合作亟需突破制度瓶頸。中印加強相互投資合作，不僅能優化和平衡雙方貿易結構，更能促進區域產業鏈融合。印度可考慮在金奈、孟買等工業走廊設立“中印合作示範區”，試行“負面清單+准入前國民待遇”制度，建立中印企業互認機制，提高供應鏈銜接效率。這種制度創新或既能保障兩國的合理安全關切，又可釋放資本和技術的溢出效應。

第三，地緣經濟合作需要超越零和思維。抓住發展這一兩國當前“最大的公約數”，堅持兩國領導人關於中印“互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是合作伙伴而非競爭對手”等重要共識，通過建立常態化對話機制，及時化解貿易摩擦。在此基礎上，探索“第三方市場合作”模式，嘗試在非洲基礎設施、中東能源轉型等領域加強利益捆綁，打造項目共同體。中國企業的工程承包能力與印度的軟件服務優勢結合，共同降低海外運營項目成本。這種合作範式轉換，既能規避不良競爭，又能培育新的增長極。 

去年10月，中印兩國領導人在喀山會晤，就改善雙邊關係達成重要共識。近期，兩國關係取得一些積極進展，需要雙方進一步加強溝通，增進互信，努力解決現實問題。站在這一新的歷史方位，中印經貿關係的戰略價值已經超越雙邊範疇。對印度而言，中國是搬不走的鄰居，不僅是技術溢出的“關鍵先生”，更是消費市場的“超級入口”。印度要實現2047年經濟願景，就應走出“脱鈎”“替代”這些不合時宜、不切實際的思維定式，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新興領域與中國共同構建“競融新生態”。試想，當印度製造業工人操作着中國設備生產全球商品，當班加羅爾程序員為深圳科技企業編寫代碼……這種深度融合的產業生態，或許將會成為兩國經濟發展的堅實階梯。中印經貿關係的未來，不在於誰主導誰，誰替代誰，而在於能否在互補中創造新價值，在競爭中激發新動能。（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