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從“大而美”法案看美國立法邏輯轉變

“大而美”法案日前以一種幾近戲劇化的方式通過，並獲簽署成法。這項長達千餘頁，內容涵蓋税收、醫療、邊境管控、對外援助等眾多政策領域的法案，不僅展示了美國立法手段的複雜化、工具化，更揭示出其制度內部諸多深層的政治、法律和治理問題。

第一，“政治至上”正在侵蝕美國政策制定的公共性。“大而美”法案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就是將涉及税制改革、對烏援助、邊境安全、醫療開支等多個政策領域的內容進行打包。這種“政策捆綁”行為，本質上並非為了提升公共治理效率，而是政黨權力博弈的工具化表現。例如，法案將3500億美元的邊境安全資金與對烏援助綁定在一起。兩黨並未就這些政策本身展開充分辯論，而是圍繞政黨利益作出妥協。可見，美國的公共財政政策不再以經濟理性為出發點，而是被政治策略所主導。

第二，政治極化趨勢強化制度內耗，美國的跨黨合作幾近停滯。該法案在參議院依賴副總統萬斯的“決勝一票”打破僵局，顯示出當前兩黨在立法上的嚴重撕裂。這種分裂不僅體現在黨際之間，更體現在黨內。如共和黨3位參議員最終倒戈，與全部47名民主黨議員共同投下反對票。不過，仍有不少共和黨議員在反對法案部分內容的同時，因黨派約束而投出贊成票，這既顯示出黨派紀律對個人立場的壓制，也反映出美國黨派政治已經凌駕於議員的地區責任之上。跨黨合作空間被壓縮，政治協商邏輯讓位於對抗性表態與黨內集體投票。由此，美國的政治不再是達成共識的過程，而是變成操控議事規則以贏得對抗的手段。

第三，打包式立法掩蓋了美國國會制度性審議機制的失靈。“大而美”法案几乎囊括了所有主要公共議題，展現出一種高度集權化的立法形式。此類打包式“綜合法案”近年在美國立法中漸成慣例，其最大問題在於削弱了對各項政策的細緻審議，使得大量複雜政策在缺乏充分討論、專家評估與公眾監督的情況下被“搭車”通過。例如，法案中一度包含AI監管條款，儘管AI治理屬於技術門檻極高、政策導向分歧極大的前沿領域，但這些條款並未經歷公開聽證與專門委員會深度研討，僅在參院的快速投票流程中匆匆被剔除。這一過程再次體現出美國國會立法權在效率壓力與政黨控制下，正在從制度型審議機制異化為“密室交易”和“批量處理”的模式。

第四，表演型政治浮現，選舉邏輯替代治理邏輯。近年來，美國政客們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態與現實投票行為之間嚴重脱節。議員在公開場合抨擊法案內容、在社交媒體上宣稱將“堅守原則”，實際投票時卻服從黨派安排，展示了表演型政治的典型形態。當兩黨分裂與黨內強控並存，美國政治從“表達民意”變成了“表演民意”，這不僅損害了選民對民主機制的信任，也在潛移默化中強化了政治犬儒主義氛圍：即美國製度運作的核心邏輯已經是演給民眾看的、是為黨派服務的。例如，共和黨眾議員丹·克倫肖在媒體上批評法案中對低收入醫保削減的“不人道”，但最終仍在黨團指令下投下贊成票。

第五，危機型立法成為新形態，美國政治運行建立在高度不確定性之上。“大而美”法案的通過全程是當前美國“危機驅動政治”節奏的充分詮釋。從參議院投票表決長達27小時的“vote-a-rama”，到最後依賴副總統強行打破平局，這一過程如同過山車，充滿懸念與不穩定感。這種高壓與高風險的操作方式已成為當今美國立法常態，從債務上限談判到政府關門危機，無不體現出美國製度運行的短視性與臨時性。更嚴重的是，這種“危機即常態”的政治節奏，容易激化美國行政與立法的權力衝突，誘發司法介入，並最終削弱公眾對國家的信任。法案中關於提高債務上限、對醫療補助計劃規定工作要求限制以及砍掉醫保預算等敏感措施，都是在極度緊張的政治博弈中被壓縮通過，這些都反映出美國立法已成為一場賭注式的政治對抗。

第六，美國政治失能的外溢風險不斷加劇，將撼動全球治理穩定性。“大而美”法案的結構與通過方式，不僅是美國內部政治邏輯異化的產物，也帶給全球政治環境深遠的負面影響。該法案在處理對外援助與邊境控制議題時體現的交易式決策模式，無疑強化了美國國際角色的不確定性。此外，法案在對AI技術出口控制方面的模糊條款，也引發亞洲技術企業對中美科技“脱鈎”風險的高度警惕。這種立法過程的不透明、政策導向的反覆無常，正在逐步侵蝕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規則制定能力。長此以往，美國政治制度的功能障礙將通過貿易政策、技術規則與安全聯盟等多個渠道向外擴散，導致國際秩序更多依賴短期博弈與非制度化協商，全球治理的穩定性將面臨實質性衝擊。 

“大而美”法案是美國政治體制正在經歷深刻轉變的一個縮影，其呈現的立法邏輯和政治操作方式表明，美國政治，尤其是立法，正在被黨派對抗、程序工具化與輿論操控所重塑。這種趨勢，若不加以反思與遏制，其影響將不再侷限於美國本土，而是會深刻改變世界對政治穩定、國際承諾與世界責任等的基本認知。（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