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技術加速主義”遭遇理想與現實的對撞

*編者按：*技術加速主義，是一種主張通過技術進步推動社會變革的理念和思潮。眼下，它在美國的“試驗”正在遭遇挫折。不過，這也促使我們再次思考科技進步的意義以及應該建設一個怎樣的“科技世界”。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李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張薇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

在美國的首次“試驗”何以遇挫

李崢

美國企業家馬斯克與總統特朗普分道揚鑣，一個可能的副作用是影響技術加速主義精英羣體的政治熱情。從之前緊密捆綁到如今出現明顯裂痕，美國技術加速主義力量的首次“參政試驗”正在遭遇重挫。

2024年美國大選，世人見證了硅谷精英的一次大分裂和大轉向。以馬斯克為代表的部分企業家與民主黨決裂，轉投共和黨陣營。選舉之後，馬斯克等嘗試將自身政治理念與MAGA運動相結合，推進美國治理方向的巨大轉變。在技術加速主義支持者的大力遊説下，美國現任政府推出一系列在科技領域去監管化和“技術加速”的措施，例如顯著改變對加密貨幣的強監管立場，將大力發展這一新興產業作為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總統本人為美國企業界推出的主權人工智能項目“星際之門”站台背書，並在外訪中為美國科技企業爭取海外訂單，等等。

不過，在技術加速主義者們更為關注的一些議題上，美國政府並未如其所願。比如，對於共和黨人推動的“大而美”法案，馬斯克不僅因為其削減美國新能源補助而“很受傷”，更因為對共和黨政府無意大幅削減支出以改變美國財政“寅吃卯糧”的現狀感到失望。在馬斯克看來，以美國財政健康為代價的減税法案只是重複民主黨用福利政策爭取選民的老路，將使美國繼續高度依賴外部借債和貨幣增發，導致美國“落後產能”無法出清，缺乏倒逼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升的內在動力。另外，在關税、高技術移民等議題上，美國政府的政策方向也與馬斯克等技術加速主義者的建議截然不同。這些議題對於美國科技企業來説更為關鍵，將決定其長期競爭力和整體生存環境。

技術加速主義在美國首次“試驗”遭遇重挫，表明該思潮在落實到實踐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侷限性。首先，除了科技發展，技術加速主義在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等其他領域沒有形成較為自洽的政策理念與體系。例如，科技精英視政府為可以通過技術和管理手段加以改造的對象，他們支持和推動數字化改革、反對限制資本和技術等，認為這種政治上的去監管能讓政府更加“乾淨”。但在實踐中，這一做法可能導致更加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和“裙帶政治”，產生錯綜複雜的利益衝突。再如，技術加速主義者呼籲美國社會積極擁抱前沿技術及其市場應用，但並不熱衷於促進相關能力培養和基礎教育，這讓很多美國民眾無法從中獲得好處。

其次，技術加速主義者在價值觀上與美國兩黨存在較大差異，使其難以被雙方視為“自己人”。該羣體支持依靠技術推動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甚至允許技術變革引發系統性的崩潰和重構，強調技術精英和權力集中機構的領導作用，帶有精英主義和一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與之相對，民主黨近些年來逐漸“左傾化”，愈發遠離精英主義色彩，反對以普通民眾的代價推動所謂“社會變革”；共和黨則帶有較強民粹色彩，對精英政治和科學持深刻懷疑態度，也難接受技術加速主義者的政治理念。

最後，技術加速主義者改造社會的願景過於理想化，缺乏應對困難挑戰的準備。在這個羣體看來，技術進步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一個技術驅動、全球協作、不斷突破現有社會限制的未來社會必然到來。然而，這些帶有強烈未來主義和技術烏托邦色彩的願景，偏離美國以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當前的基本國情，也很難讓普通民眾產生共鳴，因而缺乏足夠的社會動員能力。事實上，在很多美國人的印象中，技術加速主義者對科技未來的極度樂觀與對現實社會問題缺乏深度關切和理解，已經成為一組內生性矛盾，導致普通民眾產生天然的“距離感”。較之那些善於取悦選民的政客，這些“難以親近”的技術精英恐怕一時難以玩轉政治，也就難以更加迅速和順利地將自身理念付諸政治實踐。

技術被綁上霸權戰車

張家棟

當硅谷精英還在憧憬“技術奇點”時，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浪潮已有將技術加速主義異化為霸權工具的趨勢。這種異化正在使技術創新偏離初衷，並且可能導致美國陷入自我設限的戰略困境。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的今天，民族主義手段與技術霸權目標之間形成根本衝突。

首先，技術加速主義正在美國經歷從“技術烏托邦”到霸權工具的嬗變。誕生於硅谷的技術加速主義思潮承載着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主張通過技術突破推動社會變革，比如認為人工智能（AI）技術將促進資源優化，太空探索將拓展人類文明邊界，並把當下的人類社會競爭轉型為開發“新邊疆”的共同努力等。不過，這一思潮在美國出現意識形態分化，右翼主張技術由精英與權威機構主導，左翼則試圖以技術突破資本主義桎梏。

現在，技術加速主義在美國已有偏離初衷的明顯跡象。比如，美國國防部將AI研發與軍事深度綁定，《芯片與科學法案》試圖構建排他性產業鏈，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主導的“阿爾忒彌斯計劃”正在被賦予更多的地緣政治意涵，等等。技術創新與霸權訴求的捆綁使科技思潮沾染地緣政治色彩，並給科技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埋下更多隱患。

其次，技術民族主義可能導致國際格局的進一步撕裂。技術加速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搭具有顯而易見的內在矛盾性。一方面，美國若在AI、量子計算等領域實現巨大突破，可能通過技術標準與出口管制鞏固科技霸權。但另一方面，歷史不斷證明，技術革命常常產生打破既有格局的力量，最初源自美國的一些技術突破也可能會促使科技領域的壟斷性權力向着更多行為體擴散。

當前的一個現實是，美國已經與一些新興經濟體形成深度的技術互嵌，但它依然試圖搞“脱鈎”操作以構建某種“平行體系”，這注定是難以實現的。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實施後，一些美企仍堅持在亞洲擴建工廠，就充分體現出全球產供鏈融合的現實。更重要的是，技術紅利分配失衡使其他國家面臨在科技浪潮中被邊緣化的風險，加上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對“數字殖民主義”保持警惕，美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一些盟伴的關係可能因此出現更大裂痕。

第三，封閉邏輯與創新規律之間存在悖論。美國以民族主義手段追求技術霸權，違背創新規律。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於開放性生態：斯坦福大學的學術自由、沙丘路的風投基金以及來自世界眾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才等多種因素聚合，產生科技創新的“化學效應”。但如今，技術民族主義性質的簽證限制、投資審查等操作正在瓦解這些基礎。

歷史一再證明，技術霸權無法通過封閉體系來維繫。相反，19世紀英國通過自由貿易鞏固工業優勢，20世紀美國藉助“馬歇爾計劃”擴散技術標準，均以開放來強化產業和技術領先地位。反觀今日美國，對華進行蠻橫技術打壓和芯片限制的負面效應不斷顯現。相關統計顯示，對華芯片限制層層加碼將使美國半導體產業每年損失高達360億美元，15萬個就業崗位因此受到威脅。

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於，美國的軟實力將會因此遭到削弱。美國的一系列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操弄，使其長期標榜的“技術普惠”理念失去説服力。美國技術加速主義面臨的困境表明，在新科技革命與經濟全球化時代，用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去異化科技發展，只會適得其反。硅谷的創新基因本應與開放合作理念共生，當它被綁上霸權戰車，不僅將失去技術的純粹性，還可能因背離時代潮流而陷入困局。對美國而言，唯有擺脱零和思維，擁抱開放協作，才能迴歸技術初心，繼續在科技創新領域發揮引領性作用。

兼顧“數字主權”與普惠包容

張薇薇

技術加速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和思潮，核心觀點是科技發展或技術進步是推動國家和社會變革以及人類進步的關鍵力量，主張通過大力發展先進技術尤其是前沿性、顛覆性技術來解決當今社會的一些結構性問題，甚至通過技術發展來推動人類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態的重構或根本性變革。

這種思潮試圖為紛繁複雜的世界發展變化和人類社會演進找到一個簡單化的模型，着重突出科技的重要性，進而在科學技術進步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建立一種絕對的因果關係。近些年來，這種思潮之所以引發越來越多關注和討論，也是因為人們見證着諸多科技領域的迅猛發展及其對現實世界的巨大影響。以人工智能（AI）、量子科技、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前沿性和顛覆性技術，正在給傳統產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時也給依靠科技進步解決人類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間。這些都為技術加速主義思潮提供了現實基礎。

與此同時，技術加速主義也因過度強調科技進步的作用而帶有相當程度的“技術至上主義”或“技術決定論”色彩。現實情況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變遷的動力多種多樣、複雜交織，技術只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而且，當我們談及前沿科技發展以及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時，始終不能忽視其中最為核心的元素是“人”。經過長期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將“人”置於核心位置，堅持人本主義，正在成為全球圍繞AI等諸多先進技術制定政策時的根本遵循。而這樣做的目的，就在於確保科技發展的健康有序並與人類的福祉相協調。

事實上，對於技術進步有着過度理想化期待的技術加速主義思潮，在現實中並不為多數人所接受。技術加速主義者們普遍希望在前沿科技領域去監管化，並且主張打破國家主權限制，使技術不受他國主權管轄、自由放任地滲透到各個角落並創造鉅額經濟效益。這種主張投射到國家對外政策層面，極易導致政府強勢助力本國科技企業以“促進科技進步”為名衝擊其他國家的法律規則。

這種理念與現實的齟齬和碰撞，已在美歐圍繞數字監管問題的激烈交鋒中有所體現。以硅谷巨頭為代表的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在歐洲儘量少受監管和限制地自由發展。但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向來強調科技倫理、隱私保護和市場公平，不能接受美國科技巨頭在歐洲大量獲取數據並主導數據使用，不願看到美企在歐洲市場“攻城略地”並實施絕對控制。於是，歐盟近些年來加大數字市場監管等方面的立法，個別成員國還開始徵收數字税，目的在於規制包括美企在內一些大型跨國科技企業在歐洲的運營發展，但也因此招致美國政府強烈不滿。

在有關技術加速主義的討論中，數字主權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數字主權，一般被定義為國家主權在數字空間的延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於自身數據、信息、技術以及相關係統的所有權、控制權和獨立決策權，對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公民權益、維持社會秩序等具有重大影響。

對於中國來説，築牢數字安全屏障，維護數字主權，也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封閉和壟斷，而是既要維護數字安全也要促進全球科技普惠包容發展。正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中方倡導“建設包容、普惠、有韌性的數字世界”，致力於深化科技發展尤其是數字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健全相關的治理機制和制度體系，尤其注意彌合“數字鴻溝”，推動數字技術和其他領域科技發展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