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晨：雙回升，韓國能扭轉生育趨勢嗎

延續去年婚姻生育“雙回升”，韓國人口趨勢似乎迎來了持續“回暖”。日前，韓國統計廳發佈最新數據顯示，今年4月全國新生兒數量同比上升8.7%，為1991年以來單月最大增幅，這已是韓國婚育數據連續第10個月回升。不少輿論將這一連貫走勢解讀為人口政策見效、生育形勢向好的積極信號。

然而，這一輪反彈更主要的原因來自人口結構的“時間差效應”。事實上，韓國統計廳在2019年就曾預測，1991年至1995年出生的“回聲嬰兒潮”一代（韓國1968至1974年的二次嬰兒潮的子代）將於2022年前後陸續進入婚育高峯期，帶動階段性的婚育雙增，並預計持續到2028年前後。由於受疫情衝擊和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這一代年輕人的婚育計劃有所推遲。去年韓國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齡已上升至33.7歲，比2019年的32.8歲推遲近一年。從這個角度看，當前韓國的婚育“回暖”恰恰是“遲來的必然”。

韓國人口學界曾提醒，2024至2029年是韓國扭轉生育趨勢的“最後窗口期”。藉着這波“遲到的高峯”，韓國前總統尹錫悦曾在去年6月宣佈進入“人口國家緊急狀態”，將低生育問題上升為國家安全層面的危機，設立副總理級的“人口戰略企劃部”，集中協調財政資源，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婚育的政策，包括提高生育補貼、延長育兒假、擴大帶薪陪產假、鼓勵彈性工作制等，以求抓住最後的機會。但政策還沒來得及落地見效，韓國政局便突生波折。政治動盪、經濟下行、社會失序、外交停擺，低生育議題再次被邊緣化。

當然，韓國在應對少子化方面並非毫無作為。過去20年間，韓國共投入約380萬億韓元應對少子化趨勢，相關預算規模擴大了25倍。但投入與產出明顯失衡，問題出在哪裏？

不久前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發佈的《2025年世界人口現狀報告》顯示，韓國是14個調查國中，回答“因經濟負擔選擇不生孩子”比例最高的國家。普遍出現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政府補貼的增長幅度似乎永遠趕不上相關消費的上漲。在韓國，無論是月子中心、產後護理、嬰兒用品，還是早教課程，政府一出台補貼政策，商家往往就同步抬價。補貼成了“漲價信號”。“育兒通脹”隨之而來，父母的經濟焦慮常常有增無減。

另一個問題是地方人口流動失衡也正形成惡性循環。截至目前，韓國已有超過130個市郡被列為“人口消亡風險地區”，佔全國市郡總數一半以上，且蔓延趨勢已從鄉村擴展至廣域市（相當於直轄市）。為提振生育率，地方政府競相出台高額補貼以吸引年輕家庭遷入。例如韓國南部的康津郡，就為每胎提供最長7年、累計近26萬元人民幣的經濟補貼。

但這些地方多數面臨嚴重的老齡化，社會福利資源配置高度傾斜於老年羣體。托育機構、小學、婦幼醫療設施等卻因新生兒數量減少“沒有客源”而相繼關閉，年輕家庭擇居和生育意願進一步降低。不少家庭在領取補貼後又遷回城市，使地方人口“虛增而不實”。中央政府雖然設立了“地方消亡對策特別基金”，但在政績決定預算的情況下，基金常流向地標、雕塑等短期工程，托育、教育和醫療等長效公共服務反被擠壓。

更深層看，還包括兩個長期未解的結構性問題：一是社會撕裂加劇帶來的共識缺失。低生育及相關政策往往因性別、代際、階層等多維度矛盾而陷入爭議。在不久前的總統選舉中，圍繞是否廢除女性家族部、誰來承擔托育責任等議題，就曾引發社會爭論。政策稍有傾向就容易被貼上“偏袒某方”的標籤，難以形成廣泛共識。

二是政權更替頻繁帶來的政策連貫性差。韓國實行總統五年單任制，人口政策容易在換屆中“斷檔”或“轉向”。儘管目前韓國新政府延續了“人口國家緊急狀態”的基調，並將推進以財政補貼、公共托育、税收減免和工作方式改革為核心的結構性治理，但在實際操作上，已將原本獨立且直通總統的“低生育對策首席秘書官”併入“未來戰略室”，與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前沿科技等議題統籌。部分觀點認為這削弱了人口議題的獨立性與優先級，但也有人期待，新政府或許會嘗試將人口問題與科技發展融合，探索“用技術適應人口結構”的新治理路徑。但不論如何，都説明韓國在人口議題上的治理正在進入新階段——不僅是撒錢，還要面對體制和社會結構上的硬核挑戰。（作者是中山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