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以更多誠意和遠見“疏通”紅海航道

本月以來，以色列對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區的目標發動空襲，胡塞武裝加大對紅海水域與以色列有關商船的襲擊，這些都使剛剛顯露一絲降温跡象的紅海局勢再度趨緊，紅海航道安全狀況持續引發國際社會普遍擔憂。

紅海航道是全球海運的重要航道之一，與蘇伊士運河共同構成“歐亞水上通道”，全球將近12%的貿易都要經過那裏。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紅海航道安全形勢驟然緊張，隨後經歷一波三折的演變。作為“抵抗之弧”的關鍵一環，胡塞武裝當時宣佈對紅海水域與美國、英國和以色列有關聯的船隻發動襲擊，以示對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和對以色列加沙軍事行動的報復。紅海航道危機就此爆發，途經這條繁忙水道的國際航運受到嚴重影響，一些國際航運企業不得不變更航線，遠洋運輸成本大幅上漲。

隨着緊張局勢延續，紅海危機波及範圍擴大，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擾亂全球貿易。2025年3月，美國政府突然下令使用“壓倒性的致命武力”大規模空襲胡塞武裝。直至5月初，雙方達成停火協議，承諾不再互相攻擊，包括不針對紅海及曼德海峽的美國船隻，以確保國際商貿航運的順暢。紅海航道危機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通行船隻數量有所增加。數據顯示，從去年9月到今年5月，紅海水域通行船隻數量上漲60%，達到每天36到37艘。而在去年8月，紅海通行船隻數量僅為每天20到23艘。

正當國際社會對紅海航道更大程度恢復正常通行日趨樂觀之際，以伊衝突爆發，加上以色列近期對胡塞武裝發動襲擊，導致紅海局勢波瀾再起。雖與美國達成停火協議，但胡塞武裝一直沒有停止將與以色列有關聯的商船作為襲擊目標，並且強調將會繼續自己的“海上行動”，直至加沙地帶的封鎖得到解除，且以色列停止軍事行動。如此一來，紅海航道危機在爆發將近兩年並經歷一系列波折起伏之後，來到一個新的緊張關頭。

梳理紅海危機爆發始末和演進過程可知，這既是新一輪巴以衝突外溢或直接刺激的結果，背後也有也門國內和平進程遭遇挫折以及中東地區整體局勢劇烈變化等深層原因。2011年也門國內局勢突變，胡塞武裝力量開始壯大。在海合會調解斡旋之下，也門國內政治和解進程艱難開啓，隨後十多年來可謂步履蹣跚。不過，隨着沙特與伊朗2023年實現和解，也門危機迎來獲得解決的希望。不料，當年10月爆發的新一輪巴以衝突打斷了中東地區政治和解與聚焦發展的整體步伐，也門內部和解和政治轉型問題被邊緣化。加之本輪巴以衝突和以伊衝突爆發都使胡塞武裝捲入其中，也門問題何時能夠取得新的進展，再次畫上了問號。

對於紅海局勢，中方態度一以貫之，就是反對任何加劇紅海局勢升級的行動。在7月9日聯合國安理會也門問題公開會上，中方再次敦促胡塞武裝尊重各國商船根據國際法在紅海水域的航行權利，停止襲擊商業船隻，維護紅海水域航道安全。同時，我們也強調，紅海局勢再度惡化背後，有着本輪巴以衝突、以伊衝突以及以色列與胡塞武裝新一輪交火等多種複雜因素，並且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剋制，避免刺激局勢升級。

長遠來看，紅海危機的根本解決有賴於也門內部再度回到政治和解軌道。事實上，中方此前推動沙伊和解，已為也門國內政治轉型創造了直接和間接的有利條件，也門局勢一度出現向好發展的趨勢。但中東地區新一輪動盪破壞了這種環境，並使也門危機負面效應向着紅海甚至中東更廣泛的區域外溢。正因如此，中方期待也門衝突各方展現政治意願，加強對話溝通，逐步積累互信，為最終政治解決也門問題創造條件。

進而言之，也門和紅海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東地區整體局勢的緩和與降温。加沙地帶戰火延宕，人道危機仍在持續甚至加劇，國際社會為此加緊斡旋，但相關努力不斷受挫。歸根結底，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落實“兩國方案”，而非屢次三番陷入“以暴制暴”的舊路和陷阱。唯有相關各方拿出更多誠意和遠見，儘快促成加沙停火止戰，基於“兩國方案”解決巴以問題，加沙才能恢復安寧，紅海才能重新通暢，中東才能和平穩定。（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