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譚天丨國際貿易格局，變了
今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紛紛下調預期，並指出，形勢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升級，不確定性達到歷史高點，經濟前景被不斷加劇的下行風險主導。
最新數據顯示，按當前的發展，2020年代前七年的全球平均增速可能成為1960年代以來任何一個十年的最慢增速。
譚主通過數據分析捕捉到，信心的波動背後，一系列關鍵問題正浮出水面：
當前的國際貿易衝突對誰的影響比較大？
高關税政策是否會導致全球貿易模式的轉變和國際貿易格局重組？
未來如何維持全球貿易增長？
面對這些宏大而複雜的命題，數據，可以給出一些啓示。
「規律與例外」美國關税的影響如何評估？
過去一段時間，有很多報道和分析都在討論美國關税的影響。
作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國，許多主要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的貿易政策變化引發各國擔憂，這很自然。
不過，譚主想分享一組數據。
美國與很多國家的雙邊貿易量，位居世界前列，比如：
美國-中國、美國-墨西哥、美國-加拿大、美國-德國。
這一輪關税衝擊下，4月，中國、墨西哥、加拿大、德國對美國出口分別環比下降13.6%、12.7%、17.5%、15.9%。
這些波動看似劇烈，但對全球貿易總量的影響相對有限。
統計數據顯示，4月，全球貿易總量環比僅下降1.4%。
算總數，4月，美國進口環比暴跌近20.0%。按此前美國佔全球進口13%的比例計算，理論上應拖累全球貿易約2.6%，是實際降幅的近2倍。
這個差值，對國際貿易意義重大。
因為它打破了一項長期規律：
全球貿易波動與美國貿易波動的高度正相關性。
以進口數據為指標，過去十年，全球貿易的變化趨勢與美國貿易的變化趨勢基本同步。
然而，近期，這兩條原本重合的曲線開始偏離：
從去年年末開始，美國的進口量出現大起大落，全球的進口量卻變化相對平穩。
這樣一個現象表明，美國政策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沒有那麼大。全球貿易體系正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展現出更強的獨立性和韌性。
長期數據，呈現着同樣的結論。
近年來，全球貨物貿易量基本保持增長。唯一明顯下降出現在2020年，但這主要是受疫情影響。
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入主白宮，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全球貨物貿易量仍保持增長。
2021年至2025年，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部分政策，並加強在科技等領域的貿易封鎖。即便如此，疫情後全球貿易依然復甦。
這表明，從某些層面來説，國際貿易體系已逐步適應並超越美國政策的影響。
這一輪關税衝擊下，國際貿易走向與美國貿易走向進一步交錯，使得這樣的趨勢更加凸顯。
「生存與發展」新的增長如何醖釀？
那麼，這種超越美國政策影響的力量，從何而來？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與美國直接相關的雙邊關係內部調整，和全球貿易體系的結構性變化。
過去一段時間，許多國家都在尋求貿易替代，來消除美國關税衝擊的短期影響。
然而，這樣的策略，代價是發展中國家的“向下競爭”，為了維持成本優勢，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壓低勞動力和資源價格。
長此以往，發展中國家容易陷入低水平經濟循環，國際貿易也很難持續增長。
貿易替代的侷限，反映了國際貿易結構性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劣勢地位。
數據顯示，即使在最惠國待遇下，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面臨平均近20%的進口關税，紡織品和服裝平均面臨6%的進口關税，遠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些高關税本就在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
沒有美國加徵的關税，其他關税和非關税壁壘（如技術標準）仍可能存在，持續削弱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地位。
貿易替代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緩解關税衝擊，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結構性問題。
新的增長點，需要從新的貿易結構中去尋找。
國際貿易衝突是一個契機，這個過程，往往伴隨着全球生產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
當前，全球87%的貿易都發生在美國之外。2024年，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的貿易增速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這些地區正在通過技術創新與戰略投資，重塑生產模式。
其中，中東地區，特別值得拿出來説説。
中東地區是超越自己在國際貿易格局中原本的位置，找到新的增長點的典型代表。
傳統上，中東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主要依賴於石油出口。近年來，中東國家正加速佈局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
研究數據指出，按當前的發展，到2035年，這些投入將貢獻中東地區GDP預計增長量的20.9%。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入不僅推動了中東的經濟發展，還在改變中東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戰略地位。
早些年，我們甚至很少將中東地區視為單獨的一個貿易區，而是習慣於將世界劃分為亞洲、歐洲和北美三大貿易區。
如今，情況截然不同。
新的產業，幫助中東成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關鍵節點：
阿聯酋通過哈利法港和傑貝阿里自由區的建設，成了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轉運中心。
沙特通過吉贊和延布港項目，支持全球技術產品的供應鏈。
科威特通過改善商業環境和引入電子清關係統，提升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力。
中東在全球貿易中的上升地位反映了全球經濟權力平衡的轉移，這對於上面所説的，發展中國家突破國際貿易的結構性桎梏，十分有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中東的轉型，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基於長期戰略規劃的主動變革。
如果將製造業發展規劃作為評估戰略規劃能力的指標，會發現，阿聯酋、沙特等中東國家的發展規劃早在2016年，貿易保護主義剛剛抬頭時，就已經推出。
如今，戰略規劃和適應能力同樣重要。
譚主梳理了貿易量最靠前的發展中國家的規劃，發現，多數國家都有這樣的認識。中國自然不必多説，其他國家中：
亞太國家、中東國家的發展規劃總體做得比較早。拉美國家這兩年也跟上了。
時代的背景已經變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層出不窮，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需要兼顧適應性與長期主義的規劃，在全球經濟中重塑自身地位。這種融合適應與遠見的能力，是超越各種阻礙影響的力量來源。
「分化與連接」全球貿易重組的方向是什麼？
新的國際貿易格局，正在這些力量推動下逐漸形成。
我們可以從全球主要貿易國的夥伴關係入手，通過貿易網絡連接性的變化，觀察全球貿易重組的方向。
譚主梳理了美國之外全球前五大貿易國——中國、德國、荷蘭、日本、韓國的貿易伙伴關係變化。
將對比的座標，設為今年與2016年（美國陷入貿易保護主義之前）：
上圖中，標出了排名變化顯著（排名變化大於3）的國家，分別用實線表示上升，虛線表示下降，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地區。
一眼看過去，增長的實線顏色不少，許多國家都在尋求新的貿易伙伴，而虛線顯示，傳統貿易伙伴的相對重要性在下降。國際貿易格局正在變得更加多元。
“多元”這個詞，過去幾年大家應該聽得很多了。我不買你的東西，還有他的東西可以買，似乎這就叫“多元”。
但選誰，各國呈現出了不同的偏好，背後體現了“多元”理念的差異。
這種差異，會影響貿易網絡的韌性和擴展性。
拿德國來説。
德國在上面幾張圖中非常突出，因為只有它的變化是單色的，這表明德國主要貿易伙伴的變化集中在歐洲內部。
譚主進一步梳理了美國的貿易伙伴關係變化，發現其也呈現出相似的特點：
美國貿易伙伴的變化，集中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國家和歐洲。
這表明，這些國家的變化基本在它們各自所屬的貿易集團內部，體現了其對地緣政治聯盟的優先考慮。
過去幾年，美歐老牌貿易大國以“貿易多元化”為由，歐洲實則抱守“歐洲中心主義”，美國實則推動“近岸外包”等策略。
現實證明，這種做法往往導致貿易網絡的不確定性和收縮性增加。
比如，歐洲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了其在亞洲市場的競爭力。美國“近岸外包”因成本上升反而削弱了其供應鏈效率。
相比之下，中國、日本和韓國選擇的夥伴覆蓋了更多地區：
中國尤其突出。一方面，亞太國家逐漸在中國貿易伙伴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前十大貿易伙伴中，一半以上是亞太國家，包括韓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和印度等。
另一方面，除了深化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國還與拉丁美洲、中東等地區的國家建立了更加緊密的聯繫。相關地區國家在中國貿易伙伴排名中的大幅上升。
日本和韓國也在深化亞太地區合作的同時，加強與歐洲、中東等地區的貿易聯繫。
這些實踐，代表了“多元”的另一個方向：
多元化不僅僅是貿易伙伴變化，更是貿易網絡的地域廣度和合作深度的擴展。
相比於美歐的區域集中，跨區域多元有一個特點是，相關國家不僅參與生產環節，也參與高附加值環節（如研發、技術標準制定）。
區分二者，有一個簡單的辦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瓜分利益？
拿中國與拉美地區的合作來説。
如圖中所示，過去十年，拉美地區之於中國貿易地位的提升十分顯著。
2024年，中國與拉美貿易額增長至2015年的2倍多。
這個數據背後，中國不僅有效分散了市場風險*（這在中國尋求美國農產品進口替代中有所體現）*，通過參與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合作和產業投資，中國幫助拉美國家提升其經濟附加值的同時，雙方在價值鏈上的位置也在共同提升。
2025年，全球貿易格局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美國關税政策的反覆無常雖然製造了不確定性，但也促使全球貿易體系加速向真正多元的方向發展。
通過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美國仍是全球貿易的重要參與者，但其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正成為全球貿易新的增長點。
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化並未成為絕唱，而是以新的形式重塑着國際貿易格局。
多元化的貿易合作以及國際關係的重構，都表明全球貿易體系正在適應新的挑戰，並朝着更有韌性和包容性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