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強：歐盟真的瞭解中國能源轉型嗎？

這兩天，歐盟氣候事務專員沃普克·胡克斯特拉在北京同中方會談期間接受的一段採訪引起關注，他表示希望中國在氣候行動中展現更多領導力，同時還“敦促中國停止新建煤電廠”。近年來，中國新核准煤電項目的數量問題被一些西方媒體和機構視為中國氣候政策“倒退”的信號。這些聲音有些出於對中國能源發展長遠戰略的不瞭解，有些出於政治化的炒作攻擊，但必須要釐清的是，從中國能源系統的發展階段、能源安全保障的現實需求以及雙碳目標的實現路徑等方面來看，中國當前的煤電建設是低碳轉型過程中的必要過渡安排和新能源發展的有力支持。

中國新增煤電裝機背後有着深刻的能源發展邏輯。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煤電裝機容量為11.24億千瓦，2024年增長至11.9億千瓦。但數量上的略微上升並不代表中國放緩了綠色轉型步伐。一方面，儘管煤電裝機容量有所增加，但煤電機組的實際利用小時數卻在不斷下降。在本世紀初，煤電發電小時數接近設計標準的5500小時，而2024年已下降至約4200小時。另一方面，風電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容量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2022年，中國風電和光伏裝機容量分別達到3.65億千瓦和3.93億千瓦；到2024年，風電裝機容量已升至5.21億千瓦，光伏更是躍升至8.87億千瓦。新增風光裝機總量大幅超過新增煤電，近五年風電光伏的發電量平均增長超過22%。這表明，中國能源結構正在經歷深刻調整，為了支持新能源大幅度增長，“煤電回潮”更多是對當前能源系統運行特徵和安全保障底線的技術響應，而非綠色轉型目標上的政策退讓。

“先立後破”原則符合中國碳中和路徑安全可控過渡期的發展需要。中國在全球率先提出“碳達峯、碳中和”雙目標，且制定了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與發達國家的能源需求不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於能源消費快速增長期，能源體系龐大且以煤為主，供需彈性較小，同時由於新能源產業增長速度快，電網穩定性仍面臨重大挑戰。這意味着，中國的能源轉型路徑並不能簡單套用歐美的發展經驗，而必須堅持“先立後破”的原則，在建立起可靠的清潔能源體系前，不可輕率大規模淘汰煤電，否則電網穩定性將失去支撐，新能源增長速度也將大幅度降低。

事實上，中國正在通過對煤電機組的清潔化、智能化、靈活性調峯改造，儘可能降低煤電碳排放，並逐步將煤電轉變為以穩定性和調節性為核心的輔助電源體系。這些新增機組通常預留了碳捕集與封存的技術接口，有助於實現未來的深度減排。在中國的低碳發展過程中，這些煤電項目並非向氣候變化的“讓步”，而是中國能源低碳轉型實踐中的重要支點。

中國是氣候行動的“行動派”，歐方應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中國長期以來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全面履行《巴黎協定》承諾。中國是全球清潔能源投入最多的國家，也是全球風電、光伏、電動汽車、儲能產能增長最快的國家。2024年中國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佔全球新增的60%以上，電動車銷量和其他綠色技術專利申請也穩居世界首位。種種事實充分表明，中國並非“口號派”，而是真正推動氣候行動落地的“行動派”。

然而，當前歐盟一些言論與行動中，越來越多地將氣候議題政治化，對中國的能源政策採取選擇性關注、甚至“戴着有色眼鏡”發出批評。歐盟一方面要求中國加快煤電退出，另一方面卻頻繁對中國電動車、風電、光伏產品發起貿易調查，設置關税壁壘，實質上是在阻礙全球綠色技術的自由流動、規模擴散和資源優化配置。這種“氣候行動要求中國、市場機會拒絕中國”的雙重標準，不僅削弱了中歐互信，也違背了全球氣候合作應有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也阻礙了全球低成本低碳轉型的進展。 

氣候問題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應成為全球合作的橋樑，而非對抗的工具。中歐同為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參與者，完全可以在綠色技術合作、碳市場對接、能源基礎設施標準互認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但歐洲不能一邊高喊“綠色轉型”，一邊在產業政策上築起“綠色壁壘”。中國製造的新能源產品大幅壓低了相關成本，讓可再生能源在世界範圍內真正具備了普及性；中國電動車產業鏈的快速崛起使交通領域的電氣化轉型成為可行路徑。倘若中歐雙方能將彼此定位為氣候治理領域的協作夥伴，而非相互競爭的對手，不僅能有效降低全球綠色轉型的整體成本，更能為全球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提供強勁支撐。（作者是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講席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