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從“後發優勢”到“先發優勢”，中國做對了什麼

編者按：隨着國際輿論愈發關注中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領先地位，一個問題浮出水面：作為“後發國家”之一的中國，為何能在如此短時間內獲得諸多領域的“先發優勢”？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

*白明：*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李長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弄清中國“科技井噴”的內在邏輯

章玉貴

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快速發展中的新興大國，中國在充分釋放後發優勢的過程中實現“科技井噴”，有其內在邏輯。中國科技創新突破連連，背後有着科技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科技企業發展環境顯著優化、社會潛藏的創新與營商稟賦加速釋放等多重因素，當然也有龐大的市場作為底基。

從技術迭代以及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的相關準備條件來看，今天的中國正在形成後發國家的創新優勢。與美歐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科技創新在技術路徑上跑出了明顯的“彎道超車”軌跡，在實踐邏輯上更加重視超大規模的場景試驗與市場應用，在溢出效應上更加突出開放與普惠。

以技術路徑而言，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深知，在當今世界競爭最為激烈的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綠色能源、生物技術等領域，中國無法依靠單一力量實現對既有創新路徑與工程範式的超越，而是需要在追蹤全球前沿發展動態的過程中，格外重視技術交叉與集羣技術破局。比如，儘管在單芯片製程上仍落後於美國一代，但華為公司通過“數學補物理、非摩爾補摩爾、羣計算補單芯片”的創新策略，基本實現了系統級的性能突破。再如，在算力產業發展路徑上，美國依靠強大的算力取得領跑優勢，中國則更重視算法創新與效率提升，以DeepSeek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取得的突破便是這條路徑有效性的證明。

隨着基礎研究領域研發投入強度不斷提升，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資未來。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支出達到2497億元，比上年增長10.5%，比研發經費增速快2.2個百分點，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科技企業以及其他相關實體夯實基礎、佈局長遠的戰略考量。

以實踐邏輯而言，中國具備諸多天然優勢。科創人才輩出、“工程師紅利”持續釋放結合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等，為中國在人工智能、高鐵、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成為全球創新標杆奠定堅實基礎。

近些年來，中國不斷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入，這既是致力於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基礎性工作，也為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支撐。其中，高鐵就是中國在集成創新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的“代表作”之一。如今，中國高鐵營業總里程達4.8萬公里，佔世界高鐵總里程70%以上。不僅高鐵，中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工程師隊伍培養體系以及機器人應用量，結合海量數據、算法投入等其他要素形成集成競爭優勢，在新能源汽車、無人機、太陽能等領域也陸續站上世界領先地位。

隨着中國高校加快佈局和強化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相關專業的教育，各級政府更加重視科技人才培養與科技創新的良性互動，特別是年輕人在創業和擇業過程中越來越重視技術開發與人工智能初創等領域，在龐大市場等因素支撐下，中國未來在推出顛覆性技術方面還有巨大潛力可挖。

就溢出效應而言，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並未將其作為把持全球產業分工“絕對優勢”甚至獲取壟斷地位的工具，而是特別重視面向全球尤其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進行技術轉讓和普及應用的開放性與普惠性。比如，中國的開源人工智能被認為是推動全球進步的催化劑，讓每個國家和行業都有機會參與人工智能革命。這與一些發達國家及其企業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不僅如此，中國近年來還主動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開展前沿領域科技交流和聯合攻關，通過“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以及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等，不斷對外釋放中國技術研發和產業發展的紅利。

何以“後發變先發”

白明

為什麼中國能在眾多後發國家中脱穎而出，率先釋放後發優勢，在實現經濟社會整體快速發展的同時，還在一些關鍵領域實現趕超甚至獲得世界領先優勢？這是近些年來備受國際輿論關注和熱議的話題。

作為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之一，後發優勢理論已經經過了數十年的演進發展。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在總結德國、意大利等國經濟趕超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這一理論。在格申克龍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和豐富之下，後發優勢理論變得更加完善和系統化，但若簡單加以概括，後發優勢一方面是強調在發展要素層面，後發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先發國家或者説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等，在相對較短時間內享受“技術紅利”，在較高的起點上啓動和加速本國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是在發展經驗層面，可以參照借鑑先發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避免或者儘量少走一些彎路，進而也更容易實現“彎道超車”。

有關後發優勢的歸納總結大體如此，但不同後發國家的稟賦和基礎往往存在差異，使得它們驗證後發優勢理論的實踐成果不盡相同，釋放和保持後發優勢的速度和能力不一。另外，一些已經開始展現後發優勢的國家，越是接近先發國家的水平，後發優勢的邊際效應越是相對遞減，一些後發國家的發展因此遭遇瓶頸。那麼，為何中國幾十年來能夠保持穩定快速發展，並在越來越多領域呈現“後發變先發”的趨勢？

就內部而言，除了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成熟的產供鏈、14億多人口提供巨大人才儲備和超大規模市場等因素，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消門檻、破壁壘、除阻礙的一系列措施完善市場規則，優化市場環境，暢通要素流動，這有利於提振廣大經營主體的信心和幹勁，激發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市場不是萬能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夾雜技術創新和結構轉型的複雜過程，需要政府在必要時加強宏觀調控、提供政策支持，以克服市場失靈問題，維持經濟社會平穩運行，提高發展效率。

就外部而言，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其他國家在互補和合作中實現互利共贏，同時注意取長補短，不斷實現自我提升和完善。其中，科技創新也經歷着同樣的過程，也就是要充分融入世界創新體系。隨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一個國家、一個企業通常難以生產所有東西，而是需要基於全球產供鏈和價值鏈開展合作，通過專業分工，實現更有效率的發展。

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大勢和現實經驗，在經濟全球化遭遇越來越強逆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的當下，中國依然堅定不移地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因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是歷史的鐵律；在後發優勢的邊際效應開始遞減、一些國家大搞科技“脱鈎”的情況下，中國強調以科技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不斷強化自主創新，同時繼續堅持與世界共享科技創新紅利。

正如一些學者注意到的，雖然後發優勢在理論上適用於每個發展中國家，但二戰結束以來的幾十年間，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並不順暢，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實現持續穩定的動態增長。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作為“後發國家獲得先發優勢”的最新典型案例之一，中國的發展實踐與經驗尤顯珍貴。中國做對了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於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在高水平開放中推動深層次改革和高質量發展。

從中國技術跨越道路中找答案

李長安

對於中國快速發展併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原因探討，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在諸多解釋中，充分發揮後發優勢進而實現後來居上的戰略目標，被認為是中國迅速實現創新發展的一個成功經驗。

事實上，後發優勢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提出直至20世紀80年代，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此後卻隨着發展經濟學日漸式微而不被重視。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發展經濟學的眾多理論，也包括後發優勢理論在內，絕大多數都是發達國家已走過道路的經驗總結，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國情存在明顯差別。其理論基礎也往往是基於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理論假設而得出的結論，在實踐中無法廣泛應用。

如今，中國舉世矚目的發展又為後發優勢理論詮釋了一條新的成功之道。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國不僅成為專利申請量全球第一的國家，還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中實現諸多領域的超越和領先。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的最大擁有國，在全球的佔比達到60%。

要更深入地解答這個問題，需要從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出發。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主要採取引進和模仿為主的策略，一方面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開展模仿創新。對外開放不僅充分利用了國際貿易中“技術外溢”的效應，還有效緩解了國內資本短缺的問題。截至2024年底，中國累計吸引外商投資企業超123.9萬家，實際使用外資規模達20.6萬億元人民幣。時至今日，中國仍是世界上技術引進規模最大的國家。

另外，中國還十分重視智力引進，眾多留學歸國人員加入科技創新與轉化的隊伍中，催生了許多創新型企業。而模仿創新則以較低的成本培養了國內最早的一批技術人員和創新型企業。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成為吸收外資的重要力量，所佔比重持續提升。據統計，2023年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609.8億美元，佔實際使用外資的比重由2019年的28.3%提升至37.4%。其中，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428.8億美元，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181億美元。

通過引進來、走出去和學習模仿，中國在許多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以互聯網產業為例，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大多是學習海外。如今，隨着技術的不斷成熟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中國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已經實現領先。在此過程中，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產品、技術、人才和資本優勢，為以大數據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時代實現更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中國的高鐵、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等，無不是在消化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實現再創造、再創新，並一舉佔領國際前沿領域的。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經走出一條在“引進—消化—創新”中實現技術跨越的道路。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充分發揮後發優勢，還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打破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對於“完全依賴市場”的迷信，轉而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同時，注重發揮政府的主導和引領作用。事實上，完全照搬新自由主義模式，不能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正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實現經濟起飛的主因之一。而政府與市場“兩手都抓、兩手都硬”的中國實踐，因為不符合西方傳統經濟理論和理念而一度在西方學界和輿論場中受到排斥和懷疑，也就不難理解了。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來，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增多，更加重視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正在逐漸成為西方許多國家內部的共識。這其中，中國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實踐經驗，不能不説對世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