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景泰：以伊“數字攻心戰”中，媒體是何角色

以伊衝突結束已近一個月。戰場上的硝煙雖已漸次消散，但衝突期間爆發的那場空前激烈的“數字攻心戰”，其留下的複雜影響與深層邏輯，至今仍值得我們密切關注和系統研究。官方媒體與軍方頻道在第一時間發佈戰報，但同一時刻，敵對機構、黑客組織乃至匿名Telegram頻道也在注入各自版本的事實，形成一個多源輸入的網絡，官方與民間、中心與邊緣的界限在閃擊式的內容投放中被徹底打散。那麼，在這種看似去中心化的信息場域中，媒體扮演了什麼角色，發揮了什麼作用？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媒體依舊扮演事實提供者的角色，仍是全球信息鏈條的關鍵節點，而事實核查能力成為衡量媒體專業度的重要指標。6月13日凌晨伊朗被空襲後，路透社連續推出可交互長圖與多語種快訊，第一時間標註打擊座標、武器型號，並每日更新毀傷評估，為各國政府與社交平台提供權威數據底板。半島電視台的阿、英雙語直播流在同一日上線，滾動播報來自德黑蘭、特拉維夫和華盛頓的現場連線。

在衝突信息生態劇烈重構的背景下，媒體的權威信源地位既是一種慣性資產，也是一個持續博弈的結果。以伊衝突爆發後，社交平台成為戰場影像與即時信息的主發源地，各類目擊者與匿名號如潮湧現，信息流量巨大卻真偽難辨。在這一背景下，媒體承擔起信息秩序維持者的角色，為真偽辨析提供最後防線。事實核查機構如Sanad、Euroverify等，憑藉專業驗證與開源情報能力，成為抵禦“數字煙霧”的關鍵節點。換言之，媒體在這場敍事混戰中不僅充當內容提供者，更是認知守門人。

其次，從議程設置等維度來看，媒體還成為關鍵的敍事調度者。在“雄獅崛起”行動引發的劇烈信息衝擊波中，全球主流媒體迅速將以伊衝突置於輿論前沿，通過標題聚焦與語境構建，確立了衝突為區域安全危機的核心敍事模板。歐美媒體普遍以局勢升級、戰爭迫近加以定性，從而將地緣穩定、能源市場與外交博弈納入公眾認知框架之中。可見，媒體並非僅報道衝突，它們還定義了“這場衝突意味着什麼”。

這一議程設置效應進一步延伸至政策領域，如油價飆升、航運中斷、空域關閉等話題成為各國決策者被迫響應的輿論壓力點，説明主流媒體依然掌握着設定公眾關切的傳播權力。而在以色列與伊朗國內，媒體議程呈現顯著國家化傾向。前者突出生存威脅與國家安全，後者強調主權受侵與民眾傷亡，形成對立的敍事模式。

同時，媒體的議程控制力正遭遇平台的反向牽引。社交媒體所激發的去中心化共鳴，也會推動主流媒體調整報道節奏與角度。換言之，議程的主導不再是一場單邊作用，而是雙向發力的輿論博弈。在這一結構中，媒體雖仍具“定音”的能力，卻需要在碎片化事實的流動中重建其敍事基點。

再次，從敍事框架的生產來看，媒體仍然是意義生產的戰略要地。在“雄獅崛起”行動中，媒體通過敍事框架的嵌入性選擇，在衝突符號的編碼與解碼中建構出敵我形象與道義邊界。例如，以色列國內媒體及其西方盟友普遍採用“自衞—威脅”框架，將空襲行動定位為對伊朗核能力的預防性回應。報道中反覆使用“先發制人”“國家生存”“核恐懼”等詞彙，試圖給予以方行為以正當性。這種敍事將國家安全置於敍事軸心，使攻擊轉化為防禦的語言。可以看出，媒體在衝突的“合法性生產”中扮演着闡釋者與合法化工具的雙重角色。而伊朗及其盟友媒體則構築起“侵略—受害”敍事結構，強調平民傷亡、人道災難與伊斯蘭世界的團結訴求。這一語義裝置不僅激發了伊朗國內民眾的集體憤怒，也在喚起跨國認同中的情緒正義資源。

兩套敍事的對峙，不僅是話語權的競爭，更是一場意義爭奪戰，誰有能力為血與火正名，誰就更可能主導國際社會對沖突的情感定位與道德判斷。這種框架博弈也呈現出文化政治的深層張力，到底是“西方安全敍事”的延續，還是“反殖民想象”的復歸？

更重要的是，媒體不再只是被動轉述官方語彙，而是以建構者的姿態主動編輯衝突景觀。它們在選擇誰的聲音被聽見，哪些畫面被放大，哪些隱喻被固化，從而對公眾“看見什麼、如何感受”施加深刻影響。這正順應了當代認知戰的邏輯：視覺即政治，敍事即權力。

最後，此次以伊“數字攻心戰”中，媒體還化身為聯動樞紐，在斷裂與整合之間重組了信息權力鏈。如果説戰爭需要的是全民動員，那麼媒體便是軍政宣傳系統與公共輿論之間的轉譯引擎。在此次以伊衝突中，媒體不僅是信息的發佈終端，更是多重權力的連接樞紐，其作用在協調、過濾、放大之間交織展開。

在主權國家邏輯下，政府與軍方高度依賴主流媒體作為國家意志的擴音器。以色列國防部通過主流電視台發佈“預防性打擊”的正當性説明，伊朗則動員國家電視台滾動播報平民遇難畫面。媒體既是官方的延伸，又是認同建構的劇場。換言之，它們不僅是權力的延伸，也製造可見性。

媒體在軍方控制與社交媒體壓力之間維繫着極為微妙的平衡結構。在以色列，軍事審查制度決定了信息可被報道的邊界；在伊朗，斷網與內容封鎖直接嵌入媒體治理邏輯。此時，媒體的一舉一動，實則運行在政治、技術與倫理的三重軌道上，既要響應政令，又需對外發布，還需防範輿情反噬。

而在新舊媒體結構重構中，媒體也扮演着流量基點的關鍵角色。它們從社交平台獲取一手視頻與現場圖像，在核驗之後再上架，從而將片段感知轉化為穩定敍事；反過來，媒體的報道也會被社媒二次擴散，激發討論、生成情緒。這種交互式嵌套表明，媒體雖失去了獨佔地位，卻未失去話語樞紐的戰略價值。

從更深的層次看，媒體是信息權力鏈的穩定器，在快節奏、高噪聲的傳播環境中，它們是抵抗失序的有限機制。在信息武器化的地緣傳播格局中，誰能掌握可信渠道，誰就可能在心理戰中佔據“制腦高地”。而媒體，正是那條通往集體心智的快速通道。（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