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雲鑫、王星澳：日本“戰略自主”的夾縫變得更窄了

美國與日本日前正式宣佈就關税談判達成協議。根據目前已知的信息，美方將對日本進口汽車等產品徵收的關税由此前的25%下調至15%。另外，即使美國今後就半導體等關乎所謂“經濟安全”的重要材料或產品再度向日本徵收關税，日本也不會得到比其他國家或地區“更差的待遇”。日本方面則承諾對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美國將獲得投資利潤的90%；日方還將加大采購美國軍事裝備等。美方將該協議稱為“對所有人都有利的絕佳交易”，日本首相石破茂也稱該協議是日本的“重大成就”。然而，從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圖景以及美日同盟關係層面來看，這份所謂的“互惠協議”暴露出日本對美“戰略自主”進程受挫及其在亞太經濟秩序中的制度性妥協。日本的對美戰略角色再度呈現出“從屬化”傾向，石破政府以及日本國內不少人追求的對美“平權”沒能在關税談判中取得進展。

長期以來，日本將對美同盟作為外交戰略和相關政策的基石，但也因此受制於對美國的“不對稱依賴”，其對美政策不得不在“對美追隨”與“戰略自主”之間艱難維持平衡。在前首相安倍的第二任期內，日本在面對美國方面的“美國優先”政策時，採取對美“有限妥協”的同時在其他方向上加強自主多邊佈局的“對沖性”路徑。例如，日本在2019年《美日貿易協定》談判中對農產品作出讓步，以換取美國在汽車領域的市場準入承諾。但同時，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後，日本不僅推動談判繼續並最終達成《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還積極推動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區域自貿合作框架，以構建和維繫亞太自由貿易秩序的制度框架。這使日本成為亞太區域自由貿易安排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可以説，日本政府當時雖然無法徹底擺脱日美同盟結構性關係導致的對美依賴，但仍努力尋求一定的對沖和平衡，在夾縫中尋找自主空間。

然而，這次關税談判和“互惠協議”的達成，表明日本尋求戰略自主的夾縫變得更窄了，之前追求的平衡正在逐步走向“失衡”。受困於弱勢的民意支持和慘淡的國會選情，石破茂政府雖然不斷釋放強硬態度，但在實際的對美談判中表現被動，缺乏足夠的戰略手段。日方既未能夠聯合其他國家形成“議價同盟”以對美反向施壓，也未在制度層面強化自身的規則話語權，僅是試圖利用談判初期美方希望儘早達成協議的急切心理，強調要以“取消所有關税”為前提對美開展關税談判。但在5月率先與英國達成關税協議後，美國迅速在對日關税談判中佔據主動，這令日本陷於一些媒體所説的“談判孤島”。進入7月份，美方又宣佈將從8月1日起對日本進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税，進一步對日施壓。在日本國會參議院選舉失利後，石破茂政府更是面臨執政是否能夠持續的局面。在此“艱難時勢”之下，石破政府被迫放棄此前“取消所有關税”的立場，轉而接受看似有利的15%關税，並承諾追加對美投資。

在國際多邊貿易機制遭到持續衝擊的背景下，美日關税協議這樣的妥協性經貿安排可能成為地區經濟秩序碎片化的催化劑。作為CPTPP、RCEP等多邊自貿協定的積極參與者，日本原本在亞太經貿規則構建與制度協調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現在與美國政府達成所謂的“互惠”雙邊協定，日本不僅放棄了對制度性規則的堅持，還可能會助推美國框定關税談判“標準”，使之成為對其他國家關税議價的模板。一旦15%關税成為美國對其他順差國的“談判底價”，相關國家勢必面臨更大壓力，被迫重新評估本國對美談判空間。日本的妥協之舉也可能會被解讀為對美國經濟脅迫性談判方案的“正當化認同”，進而弱化東京在亞太地區經貿領域作為“協調者”的功能。 

因此，這份美日關税協議不僅事關關税數字變動，還被一些輿論視為有關日本國家戰略思維的一次測試。從安倍時期的“多邊對美製衡”到石破政府當下的“單邊對美妥協”，日本可能正在經歷從主動追求“戰略自主”到力有不逮“被動妥協”的轉變。而在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博弈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在對外經濟政策中更多地走向戰略自主，才能更大程度地改善自身內外發展環境。（作者分別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講師、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