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市場，如何建造技術護城河（經濟聚焦·知識產權“出海”）

我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經歷不少曲折和困難，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打法。在海外市場，中國企業如何克服“水土不服”，建造技術護城河，將知識產權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力？涉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如何進一步完善，幫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行得更穩、走得更遠？記者進行了採訪。

——編  者

搶佔先機

“要運用規則主動跟同行企業做交叉許可，讓專利產生價值”

7月17日，第三屆鏈博會“知識產權與科技創新賦能新質生產力”主題活動上，一組數據引人注目：

截至今年6月，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501萬件，PCT（專利合作協定）國際專利申請連續6年世界第一；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國從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躍升至2024年的第十一位。

我國知識產權事業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回望來時路，在知識產權“出海”方面，有豐碩成果，也有風雨兼程；面向未來，創新驅動發展，任重道遠。

產品還沒上市，專利先行一步。

“優秀的企業，在產品海外上市前的2至3年，已經做好了知識產權佈局。”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知識產權所所長李慧穎説，“這種前瞻性佈局，既是規避法律風險的盾牌，更是搶佔市場先機的利劍。”

歐美、東南亞等市場是長城汽車的主要海外目標，在旗下新能源車型出海前，企業就提前對電池管理、智能駕駛等核心技術申請了專利保護。“前瞻性佈局不僅保護了自主創新成果，更在海外市場形成了技術護城河，為品牌溢價、合作談判和市場準入提供了支撐。”長城汽車技術中心副總經理榮雪東説。

走出國門，知識產權領域的“水土不服”是企業必須跨越的門檻。研究目標國的法律政策與專利環境、建立專業合規團隊，成為中國企業穩健出海的重要保障。

“早期華為沒有太多的專利，對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也不太熟悉，一旦發生海外訴訟，我們甚至連服務的律所都沒有，只能在當地現找。”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知識產權部部長樊志勇介紹，現在華為知識產權部的人員數量已經從最初的十幾個人發展到300多人，專業團隊不斷壯大。

寧德時代也曾碰到類似問題。企業在歐洲申請動力電池專利時，當地審查機構因缺乏相關產業經驗，曾用傳統乾電池標準質疑其技術的可專利性。“我們的專業團隊主動向歐洲審查員提供技術培訓，結合當地法律框架闡釋技術創新性，最終突破認知壁壘，獲得專利認可。”寧德時代首席知識產權官孫明巖説，這為企業在當地市場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如何在國際知識產權競爭中佔據主動？

“企業不僅要積極應對訴訟，還要運用規則主動跟同行企業做交叉許可，讓專利產生價值。”李慧穎説。

“進攻是最好的防禦，這在知識產權領域同樣適用。”樊志勇説，華為在5G領域擁有大量核心專利，通過與其他公司的交叉許可，既降低了專利糾紛風險，又實現了專利的商業價值。同時，華為積極參與國際專利池的組建，在制定行業規則中發揮重要作用，將知識產權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力。

敢於破局

“紮實的知識產權儲備讓我們在談判中很有底氣”

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時，中國企業生產的DVD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曾高達70%。正當產業發展一片大好的時候，卻遭到了一股來勢兇猛的專利侵權調查。

“中國企業手裏沒有可以置換的國際專利儲備，DVD廠商淪為代工廠，國產品牌大量消失，交了一筆非常沉重的‘學費’。”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識產權與創新發展中心主任李文宇説。

“作為入世後中國第一撥出海的高科技公司，華為也曾經遭遇海外權利人向公司主張高額專利許可費。”樊志勇回憶。

經歷過被動應對的窘迫後，中國企業開始在知識產權方面主動作為，在“出海”過程中不斷成長。

2016年，華為就專利許可問題，在中國和美國同時對三星提起訴訟。2019年，雙方達成和解並簽署全球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體現了企業對知識產權的相互尊重、對專利價值的相互認可。

通過這一糾紛的解決，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在知識產權領域從被動應訴向主動行使專利權的轉變，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顯著增強、保護能力獲得實質性提升。

“公司擁有專利及專利申請合計超4.5萬項，其中，海外專利超過1.8萬項，尤其是2022年之後，公司每年全球專利申請超過1萬件，其中海外專利申請超過3000件。”孫明巖説，“紮實的知識產權儲備讓我們在談判中很有底氣。”

這是中國企業在知識產權領域敢於破局也勇於主動作為的縮影。“一方面，企業創新研發能力越來越強，也越來越重視知識產權工作；另一方面，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等相關部門及各地政府都在積極主動作為。”李文宇説。

2025年5月1日，《國務院關於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處理的規定》正式施行。專家認為，規定覆蓋了知識產權的事前防範、事後救濟等多維應對體系，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除了自身救濟之外，獲得了更多支持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補齊短板

“知識產權價值評估、轉移轉化、許可交易等機制有待完善”

邁向知識產權強國的進程中，僅靠企業自身努力遠遠不夠。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專家認為，政府、司法機關、行業協會等多元主體需各司其職、形成合力。

在“放”與“管”之間，政府須把握好度，增強“引導力”而非“干預力”。

“我國應繼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同時警惕行政主導可能帶來的激勵扭曲，如重數量輕質量等問題。”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馬一德建議，應以法治方式保障市場秩序，通過設立產業基金、推動標準化、建設國際化平台等方式，讓知識產權治理迴歸創新規律和市場邏輯。

在“權利保護”與“公平競爭”之間，司法體系要保持張力，平衡“鼓勵競爭”與“保護創新”。

“專利法修改後，不僅提高了法定賠償額，將法定賠償額上限提高至五百萬元、下限提高至三萬元，還增加了懲罰性賠償制度。賠償額度的大幅提高，體現了更加嚴格保護、激勵創新的導向。”李慧穎説。

知識產權保護不僅關係到創新發展，也關係到市場競爭環境的公平。“要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內部的平衡機制，用好合理使用、反壟斷審查、公共利益豁免等制度工具，構建保護創新與鼓勵競爭並重的司法環境。”馬一德建議。

在協調發展方面，還要補上知識產權服務體系的短板。

2017年，美國一家公司與福建一家公司發生專利侵權糾紛。這家福建公司委託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就被訴侵權產品與涉案專利進行司法鑑定。福州中院基於鑑定意見書中記載的技術比對內容等，作出了有利於這家福建公司的裁定。

“侵權糾紛已成為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常見且高風險法律問題之一，機構的專業鑑定意見，可輔助法庭查明技術事實，加速審理進程。”李慧穎介紹。

“當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轉移轉化、許可交易等機制有待完善，不僅制約了成果變現，也影響了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有效對接。社會中介組織如行業協會、專業服務機構，應被賦予更大空間與支持。”馬一德建議，要鼓勵發展一批專業化、國際化、市場化的知識產權中介機構，提供貫穿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全週期的服務，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推動知識產權要素自由流動。

（孫冰、牛朝閣、陳家家參與採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