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中歐｜回望50年來時路，都已變了模樣的中歐是時候重温初心
【編者按】
中國與歐洲，地處歐亞大陸的兩端。2000多年前，歐洲就已知道東方有個生產絲綢的國度“賽里斯”。公元166年，號稱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使者的羅馬商人從海上來到了中國。此後的歲月裏，中歐之間的交流不絕如縷，但受限於交通、技術條件和文化差異，在漫長歲月裏中歐對彼此的認知，正如英國東方學與歷史地理學者亨利·裕兒所説，彼此都只得到只鱗片爪的信息，存在着某種程度上的模糊不清。
如今，中國與歐盟建交已滿50年。在現代科技加持下，中歐對彼此的瞭解不再只有“只鱗片爪的信息”，但無法消泯的文化差異與互聯網上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依然會使當下中歐的彼此認知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模糊不清”。50年來，中國與歐洲，還有世界也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歐需要共同規劃下一個50年合作的歷史節點，澎湃新聞報道團隊踏足中歐十多個城市，採訪數十位中歐各界代表性人物，與他們面對面地溝通交流。自今日起推出的“重識中歐”系列報道，是我們與中歐各界人士校準中歐對彼此認知的共同努力。
五十年前，在北京的一場歷史性會見，讓世界見證了東西方文明跨越意識形態的握手——1975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來訪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歐盟前身）副主席索姆斯爵士舉行會見，宣佈中歐建交的決定。在冷戰鐵幕下開闢出一條橫跨亞歐大陸的合作通道。
半個世紀後，2025年5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互致賀電，慶祝中國和歐盟建交50週年。中歐領導人再次凝聚這份跨越代際的合作共識。
7月21日，中方宣佈，科斯塔和馮德萊恩將於7月24日訪華。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見科斯塔主席和馮德萊恩主席，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同歐盟兩主席共同主持第二十五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當天下午，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次會晤表示，中歐關係正處在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時刻，中方期待歐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全面、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中歐關係，深入總結中歐關係過去50年的經驗啓示，順應時代潮流和雙方人民及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凝聚共識，超越分歧，共同規劃下一個50年的合作，攜手開創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更加美好的未來。
這段跨越半世紀的相遇不僅創造了雙方經濟總量佔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共生格局，更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人類共同挑戰面前，展現出“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與此同時，經歷了50年滄海桑田，中歐都已非復舊時“模樣”，對彼此的認知也在不斷調整變化中。然而，中歐在當下的歷史節點上要“凝聚共識、超越分歧”，或許要重新回顧50年前“最初的合作基礎”。
“你以為他們是愛上了我美麗的藍眼睛？”
20世紀70年代，冷戰背景下兩大陣營對立。中國處在改革開放前夜，歐洲共同體剛剛成立，戰略自主意識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1975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來訪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副主席索姆斯舉行會見，宣佈中歐建交的決定。
彼時中歐年貿易額僅24億美元，歐洲經濟共同體僅有9個成員國。回到布魯塞爾的索姆斯在召開記者會時説道：“你以為他們是愛上了我美麗的藍眼睛？他們是在為他們的產品尋找市場，而我們也在為我們的產品尋找商機。”
*索姆斯這句略帶調侃的話語確實點出了彼時中歐關係的核心。*而中歐之間經貿領域的長足進展或許也是建交50年來最亮眼的成就。
1978年4月，雙方正式簽署中歐貿易協定。1985年5月，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在布魯塞爾正式簽署，涵蓋農業、科技、能源和環保等領域，超越了1978年的單純貿易框架，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外部助力，也奠定了早期經貿往來的制度基礎。
進入21世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成為中歐經貿關係的重要發展節點。西班牙前外交大臣、巴黎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岡薩雷斯曾撰文指出，“歐盟支持中國加入WTO，認為這是將中國改革納入多邊框架的途徑，也是中國經濟持續改革、融入全球公平競爭環境的催化劑。”
2024年，中歐雙邊貿易額躍升至7858億美元，較建交時增長300餘倍；中歐班列穿行亞歐大陸，累計開行突破11萬列，連接歐洲25國227城。經貿合作的深化催生了中歐企業溝通紐帶的升級。2000年中國歐盟商會成立，代表1700餘家在華歐企發聲；2019年歐盟中國商會在布魯塞爾揭牌，有力地推動中國與歐盟貿易投資合作。
與之相伴的，是中歐政治關係的日漸成熟。1998年，中歐建立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2001年，雙方建立全面夥伴關係。
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在北京舉行。中國發表了首份對歐盟政策文件，歐盟也發表了第五份對華政策文件。雙方決定發展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至此，中歐關係進入成熟期。
2013年，雙方發表《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2014年，中歐提出打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
1998年，中國與歐盟建立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迄今已舉行了二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第二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也即將在本週舉行。
2010年，中歐還建立了高級別戰略對話機制，作為雙方就宏觀戰略問題進行深入溝通的重要平台。2025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布魯塞爾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舉行第十三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同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會見王毅。雙方均指出，要以中歐建交50週年為契機，發展穩定、建設性的中歐關係，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向世界發出強有力的積極信號。
除此之外，50年來中歐建立了70餘個磋商和對話機制，涵蓋政治、經貿、人文、科技、能源、環境等各領域。這也反映了中歐之間合作領域的日益擴大。從24億美元到7858億美元的貿易規模躍升，從單一貨物貿易向數字經濟、服務貿易的多元拓展，中歐雙方已經從經貿合作向政策對話、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監管等全球議題延伸，成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穩定力量。
當“襯衣換客機”已成往事
50年來，世界在變，中國與歐盟也在變。
冷戰結束後，原來的歐共體進一步推動歐洲一體化，逐步從區域性經濟共同開發向區域政經整合發展。1993年11月，在歐共體的基礎上成立了歐洲聯盟。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中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有力地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
2010年，中國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歐經貿關係早期的互補模式也發生了變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用上億件襯衣換取一架空客飛機的經典互補案例已成為過去。如今，隨着中國產業升級，中國企業開始涉獵價值鏈上端。《德國之聲》今年5月的一篇報道承認，中國的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在部分行業甚至已成為技術領跑者，市場競爭愈發激烈。而歐洲企業近年來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焦慮情緒迅速蔓延。
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簡軍波曾在澎湃新聞撰文指出，對曾經位居雙邊經貿關係主導地位的歐洲而言，中國日益明顯的競爭力正成為其重大挑戰。但歐洲沒有接受或認識到這背後的緣由在於中國自身的努力和歐洲日益喪失其創新能力而導致競爭力下降。因而歐盟近年來以中國商品和投資對歐洲造成所謂“安全威脅”或存在“不合規”等藉口，採用政治性和保護主義手段打壓中國特定商品與投資項目。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周弘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總結道，2003年中歐宣佈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達到中歐雙邊關係發展上的高峯。此後，中歐關係步入調整階段。隨着雙方交往頻次增加，摩擦與矛盾也隨之增多，彼此認知逐漸發生變化，尤其是疫情中斷了部分溝通渠道，導致中歐關係出現一定疏離，共同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損。
2019年，歐盟通過對華政策文件《歐中關係戰略展望》，將中國定位為歐盟的“談判與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對手”。2020年12月，在經歷了7年35輪談判後，《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終於完成談判。然而，不到半年，2021年5月，歐洲議會通過了凍結中歐投資協定的議案，協定陷入停滯。
對於該協定的“凍結”，歐洲理事會前主席、比利時前首相夏爾·米歇爾在布魯塞爾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堅定地重申了對中歐投資協定的支持，並表示“它（中歐投資協定）並非完美，但卻是朝着（歐中經貿關係）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歐洲商界人士也對歐盟對中國的“三重定位”持懷疑態度。《德國之聲》的那篇報道援引德國海外商會（AHK）駐華代表布特克（Maximilian Butek）的話稱，合作伙伴不應被稱為“對手”，“中國是我們的合作伙伴，同時中國當然也是我們的競爭者。對此我們應該展開對話。競爭，是我們可以應對的，我們可以通過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來應對競爭。”
歐洲安全焦慮與“泛安全化”解決路徑
歐洲的焦慮並不止於逐漸失去在中歐經貿關係上的主導地位，還在於外部世界的鉅變對歐洲帶來的衝擊。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發的難民潮給歐洲帶來巨大的挑戰。由此帶來的種種問題，疊加逆全球化浪潮，成為歐洲右翼民粹勢力崛起的重要助力。在這一背景下，英國“脱歐”對歐洲一體化努力造成嚴重衝擊。而在大洋彼岸，特朗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也使跨大西洋關係的根基發生了肉眼可見的動搖。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更是將歐洲推到了離戰火近在咫尺的邊緣……
在國際局勢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地緣政治博弈與大國戰略競爭迴歸的當下，歐洲也身陷多重困境。而這也不可避免地影響着中歐關係。
2023年3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訪華前曾在兩家歐洲智庫的演講中首次提出對華“去風險”；當年6月，歐盟又發佈史上首份《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在此基礎上又於2024年1月提出“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強調“防範技術泄露”、應對所謂“經濟脅迫”等風險，企圖在高科技等領域增加防範和隔絕，展現出更多內顧傾向和保護主義。
感到自身安全日益受到挑戰的歐盟選擇了“泛安全化”的解決路徑，中歐之間因電動汽車、醫療器械的經貿摩擦也由此而起。在科技領域，歐盟一方面力求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減少對任一大國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其實際政策卻部分呈現出追隨美國“小院高牆”的傾向，甚至有學者撰文認為，歐盟推動“去風險”促使歐美對華政策進一步協調，加大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關鍵原材料等領域對華“精準脱鈎”。
去年3月，歐洲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Europe）發表的一份報告明確表態，歐盟在對外國投資實施額外的出口管制或出台政策之前應更加謹慎。在當時的拜登政府下令對整個半導體供應鏈進行審查後，歐盟與美國貿易與技術理事會也在去年4月召開會議，促使歐盟委員會展開類似審查。同樣是去年，荷蘭在美國政府施壓下對阿斯麥對華出口極紫外線光刻設備等實施管控，引發中外高度關注。
除了經貿與科技問題外，延宕三年的烏克蘭危機是近年來中歐關係另一突出的挑戰，更因歐盟將經濟議題安全化、多次將中企列入對俄製裁名單，暴露出雙方分歧與互信赤字持續加深。
據歐盟委員會官網消息，當地時間7月8日，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發表關於中歐關係的演講。馮德萊恩聲稱：“中國對俄羅斯的堅定支持正在加劇歐洲的不穩定和不安全。”她還威脅稱，中方如何繼續與俄羅斯互動，將成為未來中歐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香港《南華早報》評論稱，馮德萊恩此次演講是“對中國提出的迄今為止最強烈的抨擊”。
歐洲政策中心主任法比安在布魯塞爾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指出，“當前烏克蘭危機是歐洲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我們正與俄羅斯直接對峙，這意味着我們看待一切問題都會從如何應對這場危機的角度出發。”他承認，這也導致歐洲在處理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時出現了“安全化”趨勢。
事實上，不僅是法比安，歐盟對外行動署原亞太總司長維岡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也反覆提及歐洲對烏克蘭問題的深度關切。維岡告訴澎湃新聞，對歐洲而言，“倘若俄羅斯當前對烏克蘭的行為可被接受，那麼全球體系的穩定性都將受到嚴重質疑。這正是我們（歐洲）對此反應強烈的原因。”
7月18日，歐盟批准了對俄羅斯的第18輪制裁，其中涉及多家中國企業和銀行。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2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方一直致力於勸和促談，從未向衝突方提供致命性武器，嚴格管控軍民兩用物項出口。中俄企業正常交往合作也不應該受到干擾和影響。敦促歐方停止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損害中國企業的合法利益，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中歐合作不是權宜之計，是面向未來的橋樑”
儘管當下的中歐關係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但俄烏衝突帶來的安全威脅、美國對歐洲的安全保障不再可靠，以及面對特朗普政府“關税大棒”的威脅，使得歐盟感到有必要調整對華政策。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名譽院長閻學通教授上月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談到他5月的歐洲之行時透露，部分參與決策的歐洲人士提出，歐洲與中國是否能合作提供一種新型的集體領導，以推動全球化的恢復與再發展，“目前，對於中歐合作構建這種新型國際領導模式是否可行，尚無定論，但相關討論已在進行中。”
近年來，受地緣政治博弈、保護主義抬頭影響，中歐關係遭遇波折，疫情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中歐各層級、各領域的面對面交流，導致雙方在彼此認知上存在誤解。但雙方合作仍具有強大韌性，中歐不僅存在經濟共生的紐帶，也有文明夥伴的深厚底藴。
而澎湃新聞記者近期在中歐各地採訪觀察到，中外受訪嘉賓均坦言，中歐之間的確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但關鍵要抓住當前機遇，重建互信，進一步推動務實合作。
米歇爾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對中歐雙方來説，“現在正是以更長遠視角審視雙邊關係，並明確未來如何做得更好的時機。我們有很多可以共同努力的領域，尤其是在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
綠色經濟與氣候變化問題一直是中歐合作的最大公約數。今年也是《巴黎協定》簽署十週年，這是中歐攜手應對氣變的里程碑。7月14日下午，第六次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在北京舉行。同日，第十二次中歐能源對話也在京召開。雙方重申，中歐能源合作的總體目標是加快全球清潔能源轉型，同時充分考慮確保能源安全，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歐盟氣候行動總司聲明稱，此次高層對話富有價值且具有建設性，為推進雙方在氣候領域的合作明確了新路徑。雙方探討了雙邊合作與多邊談判事宜，並重申高層對話是開展交流、推進合作，提升行動力的重要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澎湃新聞記者在希臘雅典採訪期間，多次看到中國產電動公交車行駛在雅典街頭。
在科技領域，歐盟雖然對中國有所防範，但雙方仍有不小的合作空間。據中國歐洲學會近日發佈的報告，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等科技創新的重要國家。歐盟也在持續加大對數字轉型特別是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中歐在數字領域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潛力，產業互補性也持續顯現。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魯傳穎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歐盟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研究和底層算法上實力雄厚，積累了諸多人工智能領域的頂尖創新成果；而中國科技企業具備將模型快速落地迭代的能力，擁有海量數據資源和應用場景”。
然而，AI在給社會各方面帶來深刻變革的同時，也伴隨數據安全以及倫理等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歐盟均主張通過多邊框架應對挑戰，並在倡導開放包容的國際治理體系上立場相近。這種共識為雙方深化合作注入了新的動能。
今年2月，人工智能行動峯會在巴黎召開。法國、中國等十多個國家簽署有關人工智能的國際聲明，承諾以開放、包容和合乎倫理的方式開發人工智能技術。6月，一場關於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對人權影響的研討會——“2025·中歐人權研討會”又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召開。
對於中歐圍繞烏克蘭危機的溝通中出現分歧，多位受訪嘉賓也強調，歐洲走向獨立成熟、重塑中歐關係的自主性才是關鍵。
米歇爾在專訪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出於歷史原因和共同價值觀，原則上美國和歐洲有着緊密的聯繫。但他強調，“對歐盟而言，掌握自身發展至關重要。”
“必須明確的是，如果我們讓俄羅斯或美國來決定中歐關係的性質和框架，那將是一個錯誤。我們不能接受美國來決定歐盟在各類地緣政治議題上的立場，包括在對華關係上。我希望（中歐）雙方都能吸取過往經驗，找到在更多領域加強合作的價值，即使是那些處理起來更棘手的議題。”米歇爾説道。
中國前駐德國大使、中德友好協會會長史明德在7月初的第十三屆世界和平論壇“中歐關係”的小組討論上表示，“中歐在政治經濟上都有諸多共識，正是為世界注入的穩定因素”。在他看來，當前中歐之間的共識基礎不僅超過彼此的分歧，甚至比中美之間、美歐之間的共同點更為深厚。但倘若中歐忽視這一事實，合作便難以取得進展。
與會的周弘同樣表示，“特朗普2.0時代中歐關係正迎來‘機遇之窗’，在中國、歐洲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歐都應該重新調整政策，特別是在歐洲。”
不過，她也提醒，不同夥伴關係的調整難度因多重因素存在差異，中歐關係的調適也面臨着複雜的現實挑戰。“首先，中歐之間存在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中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缺乏信任；經貿領域，中歐之間存在貿易摩擦，經貿協定的談判也存在問題。”
除了官方層面的協調，不少受訪嘉賓認為民間互動是破解認知隔閡的關鍵。在周弘看來，若要改善中歐關係，需從民間交往切入。唯有擴大人民之間的交流，才有可能扭轉當前中歐關係的氛圍。隨着民間交往的深入，歐洲政治生態將逐步發生變化，政客在選票導向下作出政策調整，中歐關係就有望迎來轉機。
比中經貿委員會主席德威特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鼓勵中歐民眾學習彼此語言，哪怕只是學習一小部分，“因為這會讓你不懼怕對方，會看到彼此能一起合作什麼”。他提及，“在歐洲，我們有時候會忘記一點，中歐都不是世界的中心。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尊重對方，傾聽對方的意見。”
無獨有偶，歐盟前駐華使團團長鬱白對澎湃新聞表示，今天歐洲的中國研究之所以仍然存在“赤字”和差距，原因在於歐洲年輕人對中國的接觸比中國年輕人對歐洲的接觸要少。“越來越多的人來到中國，開始瞭解中國，但這些歐洲人中沒有多少會説中文，這是個問題。”
西班牙前外交大臣岡薩雷斯近日撰文稱，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回顧最初的中歐合作基礎或許能帶來靈感，進而推動構建更加積極有效的雙邊關係”。
而這“最初的合作基礎”，正凝結在五十年前北京氤氲着茶香的外交細節中——建交前夜，周恩來總理在會見索姆斯時遞上一杯中國茶，説道：“中歐合作不是權宜之計，是面向未來的橋樑。”
澎湃新聞記者 楊文欽 朱潤宇 發自布魯塞爾 記者 聶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