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中國創新向世界展現新圖景

編者按：7月26日至28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舉辦。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中國在眾多領域的創新為世界發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徑。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肖茜：*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斯蒂芬·戴維斯：*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教育主管

*霍達：*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

為全球南方參與AI發展提供新路徑

肖茜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舉辦，數千位全球專家、政企代表、高校學者、投資人共聚一堂，共話AI發展新機遇。作為參會學者之一，筆者感受到此次會議期間，創新、開源、開放、合作成為中外與會嘉賓在討論中反覆提及的關鍵詞。

此次會議上，眾多人工智能創新成果集中亮相，包括40多款大模型、50多款AI終端產品、60多款智能機器人以及100餘款首發新品。會上還發布了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獎（SAIL獎），240個申報項目參與競爭，充分展現出中國人工智能創新活力。在開幕式當天，中國科學院等多家科研機構基於開放生態聯合推出“磐石·科學基礎大模型”。此外，中國科學院多個研究所聯合國內幾十家機構成立“科學基礎大模型生態聯盟”，顯示出開放生態對科研創新的催化意義。

開源開放是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開源有利於打破創新壁壘，加速創新要素流動，推動技術的突破和應用，營造合作創新的生態，是培育新質生產力、驅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此次大會發布《國際人工智能開源合作倡議》，旨在凝聚開源社區的智慧，以開源之力驅動技術創新，完善生態共治。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通過“開放共贏”的理念，降低AI應用門檻，也為全球南方國家參與AI革命提供了新路徑。

此次大會以“智能時代 同球共濟”為主題，AI全球治理、國際合作也是論壇熱議的話題。在開幕式上，2024年諾貝爾獎得主、2018年圖靈獎得主傑弗裏·辛頓先生的演講直指人工智能發展的終極命題：數字智能是否會取代生物智能？他進而強調全球治理迫在眉睫，呼籲成立國際協同合作聯盟，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在與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沈向洋的對談中表示，中美應開展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穩定，確保人類能夠掌控這些AI工具。此外，多位國際專家在不同論壇上以金融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為例，指出人類歷史有不少合作應對危機的先例，希望各國可以打破隔閡，避免對抗，合作應對挑戰。

國際合作推動AI全球治理。中國一直堅持推動人工智能開放、包容、普惠、向善，追求共享智能紅利，實現共同發展。2024年7月，在第78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提出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獲得協商一致通過，決議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縮小技術差距，完善全球AI治理體系。9月，中國進一步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普惠計劃，呼籲通過技術合作與資源支持推動全球南方國家人工智能領域均衡發展。

在此次人工智能大會上，中國發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提出十四項行動倡議，涵蓋發展、標準、安全、倫理、數據、基礎設施、能力建設等多個維度，強調營造多元開放創新生態，共同推動人工智能治理國際交流和對話，打造跨國開源社區和安全、可靠開源平台，促進人工智能技術服務普惠性、可及性。行動計劃體現出鮮明的開放、包容、普惠、向善元素，塑造了一種區別於技術霸權主義的多邊治理範式。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幾天前，美國政府發佈了《人工智能治理行動計劃》，將AI發展定位為一場關乎國家安全和未來繁榮的全球競賽，並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強調從科技、外交、工業政策等多層次展開全方位對抗。兩個計劃形成鮮明對比，一個積極推動AI技術的普惠可及和共同發展，努力提供人工智能公共產品，一個強調“美國優先”，極力維繫技術霸權，使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更加碎片化和對立。

顯而易見，中國立足於人工智能治理實踐經驗，積極推動治理協同，面向各國提供豐富的國際公共產品，努力推動構建一個包容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為早日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標準規範貢獻力量。

中國到處都是渴望嘗試新事物的人

【英】斯蒂芬·戴維斯

最近，我在中國旅行了一個月，並在《每日電訊報》上發表了自己的遊記見聞。多年來我一直渴望訪問中國。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一直對中國的歷史有着濃厚興趣。我曾去過東亞其他地區，但一直非常想親身感受“東亞的心臟”——中國，尤其是當下的中國，以及東亞正在形成什麼樣的新世界。

在遊記見聞中，我用“令人驚掉下巴”來描述自己看到的中國基礎設施，涉及高鐵、機場和城市建設等方面。尤其是中國高鐵，其規模與質量都令人歎為觀止。高鐵運行得異常平穩——事實上，它既平穩又安靜，除非你透過車窗向外看，否則你幾乎感覺不到自己正以每小時300多公里的速度移動。車站的規模、整潔度和組織水平都令人讚歎。

一個明顯的對比是英國的基礎設施狀況比較糟糕。中國已經修建了超過 4.5萬公里的高速鐵路，而英國在第二條高速鐵路HS2項目上卻遭遇嚴重的施工延誤。在基礎設施方面，同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國非常偏遠的農村地區，已構建起一張由小型但非常實用的硬化公路、鄉間小道和街道組成的網絡。比如我在中國雲南就看到這樣的景象。這種將原本偏遠的農村地區納入國家公路網絡的方式，負責建設這一網絡的組織能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將農村地區融入更廣泛的國家經濟和社會體系——都十分具有借鑑意義。

相較於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威權敍事”，我更願意強調中國的活力。經濟數據以及一系列其他指標（如科學論文數量）都表明，中國是一個極具活力的社會，在經濟方面和創新及知識研究方面皆是如此。通過對歷史的閲讀和研究，我瞭解到在宋、唐（尤其是盛唐階段）以及漢朝時期，中國曾是一個極具創新精神和活力的文明。因此，我所觀察到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證實了我的預期。

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城市的勃勃生機——熱鬧的街市、繁榮的商業貿易，以及置身其中所體驗到的活力。不得不説，這與許多西方社會中較為沉悶的氛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特別是在西方一些後工業化地區。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無處不在的新鮮感，那種身處一個仍在飛速發展的世界的感覺。那種極具進取的精神，到處都是渴望嘗試新事物、開發新產品以及進行智力創新的人。這一點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杭州、蘇州和上海，你能強烈地感受到一種氛圍：高樓大廈裏的人們總在思考，他們自問：我能做些什麼新的事情？我能嘗試什麼樣的新商業項目？我能想出什麼樣的新點子？這裏有着非常旺盛的創新活力和精神。

那麼，英國民眾（包括普通民眾和社會政治精英）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呢？我認為，普通公眾對世界其他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太瞭解。問題在於，西方媒體的關注點不僅狹窄，而且當提及世界其他地區時，內容大多還是關於美國。還有一些人，無論是知識界還是某些政治圈內的人士，往往以較為負面的視角看待中國，他們更多是從競爭的角度而非機遇的角度看待中國。我認為，這種思維的根源在於，他們關注的並非是貿易與交流所帶來的互利機會，而是權力格局。

如果從貿易機會、互惠互利、思想交流以及文化互動（進而推動融合與創新）等角度看待與世界其他地區（比如中國）的關係，那麼前景將非常樂觀。中國的發展應當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機遇，一個互利共贏的機遇。但如果像西方一些政治精英們經常做的那樣，從權力和相對實力的角度去看待，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很糟糕；他們正在變得比我們更強大。”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心態。而商業或學術領域的人則通常將競爭視為一種和平且有益的活動。他們可能會承認，根據不同的指標，在某些方面其他人的表現優於自己，而這種認知能夠激勵人們不斷進步。

技術創新加快推動“大知識”型經濟發展

霍達

在上海舉行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以“智能時代 同球共濟”為主題，圍繞大模型與智能體應用、算力新基建及大數據、AI for Science（科學智能）、AI賦能新型工業化等前沿科學方向展開，系統刻畫智能時代的知識版圖與時代座標。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創新廣泛應用，正進一步加快推動具有生長性、融合型、多結構特徵的“大知識”型經濟發展和迭代演進。

第一，促進釋放數據要素的倍增效應。人工智能技術通過促進數據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的有機融合，在從傳統垂直分工轉向新型網狀分工過程中，推動“大知識”型經濟的生產效率前沿面與服務價值邊界向外延伸，從而激勵知識要素衍生從中間品轉化為最終產品的增值空間。人工智能物聯網（AIoT）、智聯車網（V2X）、無人飛行器3D飛行等智能網絡技術已推動智能貨櫃、無人駕駛、低空經濟等多個新興業態的發展。工業再造、倉貨一體、動態定價等創新技術已推動生產業服務化、服務業精益化、供應鏈敏捷化等多項傳統業態轉型升級。多模態融合診斷、大數據農情預測、大語言情感分析等智慧分析技術，已推動智慧醫療、智慧農業、智能康養等多類綜合型產業加快提升。

第二，推動優化市場資源配置的生態競爭優勢。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通過優化市場資源配置與提升資源組織效率，進一步加強服務實體經濟的生態競爭力，在算力、算法、數據等“新三駕馬車”的驅動下，激活實體經濟融入“大知識”型經濟的逆向生長力。尤其是人工智能等創新技術的應用，將進一步激勵區位資源與地緣經濟在跨越數據壁壘、數據孤島、數字鴻溝的情境下轉化為區位經濟，從而為有效應對試錯成本提供重要支持。

同時，在基礎領域、關鍵技術、理論研究中的開源型發展和開放式創新，將促進人工智能等技術在更加豐富的應用場景中構建相互聯接的關鍵節點，從而增強基礎技術生態和延伸應用生態的系統自演進性。如某平台的壽光“設施蔬菜智腦”通過人工智能、物聯網、雲計算等數字技術，融合蔬菜田塊信息等行業數據與智慧農業技術，有機聯接算力、算法、數據，加快提升當地生產效率和驅動產業鏈升級。

第三，提供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公共產品。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通過廣泛的應用場景和高速的技術迭代，不斷根據“大知識”型經濟的需要提供創新型公共產品。在為公共部門提供的內部化改進中，人工智能等技術通過不斷開發，滿足更加智能高效與綠色節能的雙重要求。在為產業部門提供技術底座的演進迭代中，人工智能等技術通過不斷加大普惠創新的成果轉化，構建消費端、供應端、平台方、中間商等多主體行為關係中的資源配置優化路徑，推動“硬科學”和“軟科學”在“五統一、一開放”的基礎上高質量服務統一大市場。在為用户羣體提供體驗價值的場景升級中，人工智能等技術通過對隱私保護、數據歧視、信息邊界等關鍵問題的有效應對，進一步促進對服務質量的價值提升。如烏蘭察布某項目採用智能調控系統將風電、光伏、儲能、算力中心有機結合，實現 “源、網、荷、儲”一體化智能控制，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將達到38.7%，進一步助力烏蘭察布在綠色與數字轉型升級中，構建國家“東數西算”工程的算力集羣。 

隨着人工智能等技術深度嵌入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中，普惠創新與科技向善逐漸成為服務民生改善的重要主題。在生成式智能、具身智能、生物智能等前沿科學領域不斷演進迭代的過程中，“大知識”型經濟將通過打造數字化、智能化、泛在化的公共服務產品，為新經濟增長提供“活水”機制和“造血”功能。並加快建立產業鏈、創新鏈、數據鏈“多鏈融合”的資源配置體系，推動數字化與綠色化“雙化協同”和信息化與工業化“雙化融合”的雙輪創新驅動機制，面向未來科學與未來經濟，為構建智能驅動型與綠色友好型高質量經濟發展提供更加豐富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