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美國“中東新道路”為何走不通？

*編者按：*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新政府極力宣稱將改變數十年來美國的中東政策，開闢一條“通往地區和平的中東新道路”。然而，從目前看，中東局勢並未朝着華盛頓預想的方向發展。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牛新春：*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教授

*王晉：*西北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範鴻達：*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華盛頓開闢“中東新道路”的幻覺

牛新春

今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等中東三國期間，在利雅得發表政策演講，譴責美國數十年來的中東政策，誓言將“改弦易轍”。美國媒體將這場演講與2009年奧巴馬開羅演講相提並論，稱之為美國正開闢“中東新道路”。筆者認為，如果説2009年奧巴馬開羅演講標誌着美國中東戰略收縮的開始，那麼當前美國中東政策正進入一個混亂的新階段。

首先，從海灣國家“吸金”是美國“中東新道路”的首要目標，然而這將被證明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海灣三國與美國在國防、航空、能源和人工智能領域確有合作空間，但是無論怎麼看，這些經濟協議的絕大多數內容可能都是“水中月”。例如卡塔爾在5年內對美投資1.2萬億美元，這是卡塔爾當前GDP的5倍以上，也是卡塔爾對美年貿易額的200倍以上；沙特承諾購買1420億美元美國武器，這恰好是沙特年度軍費的2倍。2017年，這樣的劇本已經上演過，只不過這一次金額更大。當年沙特與美國簽署4500億美元經濟合作協議，可最終特朗普上一任期內只落實了920億。雙方還簽署1100億美元軍購大單，最後只兑現了145億美元。

更何況，目前油價低迷，海灣國家自身還要吸引投資。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過去3年悄悄減持美國資產，從420億美元減至2025年3月的200億美元。海灣國家正在化解對美國投資的風險，而不是把投資進一步向美國集中。

其次，拉住海灣國家是美國開闢“中東新道路”的主要路徑，然而海灣國家當前與美國是貌合神離甚至漸行漸遠。傳統上，海灣國家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上都依賴美國。近年來，海灣國家安全上仍離不開美國，政治上卻日益獨立自主，經濟上與中國等國合作越來越多。華盛頓如今在全球打貿易戰，引發油價、股市和匯市震盪，損害了海灣國家的經濟利益；在地區問題上，支持以色列對加沙、敍利亞、伊朗和也門採取軍事冒險主義，損害海灣國家的安全利益；在能源問題上，強迫各國購買美國石油、天然氣，損害海灣國家的能源利益；在油價問題上，海灣國家希望高油價，華盛頓則要低油價，損害海灣國家的財政利益。

美智庫華盛頓阿拉伯研究中心以“美國政策與海灣阿拉伯利益：更多衝突、更少和諧”為題，來定位美國與海灣國家的關係。因此，海灣國家與美國的親密關係更多是表面的。無論美國怎麼拉攏加打壓，其與海灣國家的關係已回不到從前。相反，華盛頓的左右搖擺、前後矛盾，更加堅定了海灣國家同中國等其他大國發展關係的決心。

再次，放棄干預主義，尊重中東國家主權，是美國“中東新道路”的主要承諾，然而實際上華盛頓的行動恰好相反。美國新政府剛剛執政半年，對中東事務的直接干涉比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多年來，美國在中東實施戰略收縮，在中東“求穩怕亂”。而如今華盛頓卻接連推出令人錯愕的中東政策，給地區局勢投下了震撼彈。例如今年2月白宮提出要“接管” “擁有”加沙，強迫埃及、約旦接收加沙難民；3月15日，美國突然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6月下旬，美國出動7架B-2轟炸機對伊朗三處核設施投入14枚巨型鑽地炸彈，這在過去十分罕見。目前，美國還深度捲入敍利亞、黎巴嫩國內事務。顯然，這是2009年以來對中東事務干預最多的一屆美國政府。

儘管美國新政府宣稱已經開闢“中東新道路”，但現實是中東衝突點並沒有因為美國而實現降温。在加沙問題上，因談判沒有進展，華盛頓宣佈退出談判，一度還要求以色列擴大消滅哈馬斯的戰爭。在伊朗問題上，在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後，伊朗對恢復與美國的談判開出條件，並堅持繼續從事濃縮鈾活動的權利，以色列則威脅再次打擊伊朗核設施。伊核問題的風險或將更大。

當前華盛頓“中東新道路”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反而讓形勢更加動盪。究其原因，是過高的戰略目標，同華盛頓實力下降、戰略收縮之間存在嚴重脱節。而其依賴制裁、恐嚇和軍事打擊等手段試圖實現目標，更適得其反。

以色列和美國，到底誰“左右”了誰

王晉

以色列在美國與敍利亞改善關係後，於7月中旬對敍利亞首都多個重要政府目標發動空襲，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到底怎麼了？

關於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美國能夠左右以色列政治決策。這種觀點認為，以色列之所以能夠在中東地區“耀武揚威”，原因在於美國的幫助和支持。在政治上“保護”以色列，尤其是在聯合國安理會、國際多邊機制中，屢次幫助以色列免受相關決議案的制裁和批評，同時動用美國的外交資源維護以色列的戰略形象；在軍事上，每當以色列和其他國家爆發大規模衝突之時，美國往往會向以色列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因此在這種觀點看來，失去了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以色列無法在中東長期存在。

另一種觀點認為，是以色列控制了美國的外交決策，尤其是中東戰略。這種觀點主張，以色列是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國家，而美國國內的猶太人羣體，主導着資本、政治和傳播市場，進而影響了美國的決策團體。無論是國會，還是白宮，猶太遊説集團都有話語權。而以色列猶太人和美國猶太人可被視為一個羣體，因此以色列也就成為了美國實際上的“政治主宰”。近些年國內有不少聲音，將美國和以色列稱為“盎格魯—猶太集團”，即是這種觀點的體現。

這兩種相反的觀點，都可找到相關的案例支持。而這兩種觀點，事實上又存在相似的敍事內核，即認為美以戰略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美以內部的高度統一性。即兩國在中東戰略方面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至少在執行層面都具有較強的戰略聯繫，因此才會出現“相互綁定”的現象；而且，美以內部是“整齊劃一”的，比如美國猶太人和以色列猶太人“秘密勾連”等等。

實際上，美以關係遠比這兩種觀點更加複雜。第一，猶太人內部的差異性極大，無論是美國猶太人還是以色列猶太人，內部關係都是錯綜複雜的。在猶太人內部，不同地區、不同教派、不同政治光譜的羣體，彼此之間的隔閡差異十分明顯。而且，在重大政治話題上往往視若仇敵。不同的猶太人羣體，往往通過自己認可的政治口號來展開社會輿論動員，因此我們常能看到在一些反對以色列侵略的示威活動中，不乏猶太人支持者的身影。所以將所有猶太人都整齊劃一歸為一類，是對現實政治的主觀臆斷。而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則是建立在根據自己戰略利益評估的基礎上。

第二，美以相互契合了中東戰略需求，而又相互撕扯。一方面應當看到以色列和美國戰略利益高度契合。很多時候，美國希望不直接大規模介入中東具體複雜議題，即通過第三方力量，來影響中東地區局勢走向。而以色列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或者戰略能力上，都符合美國在中東“代理人”的要求，因此美以能夠一拍即合。另一方面，美以也相互撕扯。以色列往往希望深度和長期影響周邊國家的局勢走向，認為既然介入就應當最大限度發揮自身影響力，重塑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格局。因此，在巴以問題、敍利亞問題和黎巴嫩問題上，以色列都咄咄逼人，在伊朗問題上以色列也希望衝突態勢進一步擴大和升級；而美國則希望管控風險，既想以色列介入來震懾相關地區敵對行為體，又反對以色列擴大沖突範圍令地區風險不可收拾。

第三，以色列的“任性”並未受到美國的約束，原因在於美國不願直接下場承擔約束的代價。一旦要約束以色列，就意味着需幫助以色列補償國內的政治對立團體，而且接管相關爭議議題的重建、整合，付出的代價極高。

美以關係複雜又微妙，雙方既符合彼此戰略關切，又存在深刻的戰略分歧。只有客觀、理性和真實地看待雙方關係，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國中東戰略和以色列的對外政策。

美國政策宣示與實際行動南轅北轍

範鴻達

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日前表示，此前陷入僵局的新一輪加沙地帶停火談判正在重回正軌。威特科夫還聲稱，旨在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將進一步擴大，如果在今年年底之前有10個國家加入該協議也不足為奇。但外界更多對威特科夫的説法表示懷疑，因為7月28日以色列方面稱，以色列內閣正在考慮對加沙地帶實施全面軍事佔領，同時加強對該地區部分城市中心的圍困。

今年5月中旬，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時表示，願意改善與伊朗的關係，希望中東國家藉助他在第一任總統期間推出的“亞伯拉罕協議”實現地區和解。6月30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解除對敍利亞的制裁。當時，美國的敍利亞事務特使、同時也是美國駐土耳其大使湯姆·巴拉克就曾表示，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為美國在中東開闢“新道路”提供了機會。實際上，在特朗普訪問海灣三國後，有關“美國在中東開闢新道路”的言論屢見不鮮。從美國總統和外交官的表述來看，所謂“中東新道路”，就是重視中東國家的發展自主性，強調以外交商貿而非軍事手段來處理本地區矛盾，推動中東國家遵循特朗普的“亞伯拉罕協議”實現地區和平。

特朗普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內，撮合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署所謂《亞伯拉罕協議》，快速推進關係正常化，但在推動地區大國沙特與以色列建交方面則困難重重。2023年10月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沙特暫停沙以關係正常化談判。

近期美國不斷提及“中東新道路”，其目的是回應中東國家對美國干涉的長期且強烈不滿，或者説是提升美國在中東的受歡迎程度，推動有利於美國的中東政治新圖景的構建。當然，華盛頓此舉也有與其他大國在中東競爭的考慮。然而，從美國近期在中東的具體表現來看，並沒有體現出其追求“中東新道路”本應該有的對本地區的尊重，以及對軍事手段的拋棄。比如，在美國與伊朗還在進行談判之時，華盛頓就允許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美國新政府甚至拋棄了拜登政府“不轟炸伊朗”的立場，協同以色列空襲伊朗，意圖剝奪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

此外，哪怕是敍利亞過渡政府已經向美國提交了“投名狀”，但是在7月中旬，以色列仍然轟炸了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多個核心目標。更不要説，已經持續了20多個月的加沙戰爭仍沒有停戰，加沙的人道主義危機還在一天天地上演。

這樣看來，在美國的政策宣示和其實際行動之間，可以説是南轅北轍。美國之於以色列-伊朗戰爭的角色，美國之於以色列的嚴重偏袒，已經扼殺了華盛頓所宣示的“中東新道路”。

歷經長期的衝突甚至是戰亂之後，中東國家已經越來越重視和平與國家發展，它們也在努力找尋適合自己和本地區的發展新道路。本輪巴以衝突升級前轟轟烈烈的“中東和解潮”，以及中東國家日益明顯的戰略自主，就是可以推動本地區和國家發展的優選之道。

但是從近期美國在中東的行動來看，華盛頓需要的仍然是中東國家對自己的服從，華盛頓仍然執行嚴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遭到以色列發動且美國支持與配合的空中轟炸後，一些中東國家已經在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打擊的目標。

長期以來，以色列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把伊朗視為中東混亂和不安全的製造者。如果説伊朗是一個“問題”，那麼對中東的穩定與和平而言，以色列的確也是一個“問題”。美國對以色列的特殊或偏袒政策，仍然是中東不能儘早實現地區和平的重要障礙。不解決這個問題，所謂的美國“中東新道路”只能是個虛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