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升：緩解三大焦慮，歐盟得找準藥方

歐盟及其成員國正深陷“上桌焦慮”“經貿焦慮”與“再工業化焦慮”的三重困擾之中。而美歐近期達成的貿易協議，不僅未能為這些焦慮提供解藥，反而激起更廣泛的負面情緒。不少歐洲人愈發擔憂，這份貿易協議是美國以合作之名對歐洲利益的又一次擠壓，很可能繼續加重歐盟的三重焦慮，讓歐盟在全球競爭中愈加步履維艱。

何為“上桌焦慮”？誰都知道，美國是歐盟所謂的最親密盟友，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諸多重要外交議題，比如俄烏衝突的關鍵談判中，華盛頓簡單粗暴地不讓歐盟“上桌”。由此，歐盟及其成員國有了或多或少的“上桌焦慮”，擔憂淪為“規則接受者”。一個體現就是，在涉及全球經貿規則重塑的磋商中，美國常常跳過歐盟直接與其他國家敲定框架，待方案差不多了才將歐盟納入“告知”環節。更讓歐洲感到不安的是，當美國與競爭對手展開戰略博弈時，歐盟往往只能被動跟進華盛頓的政策清單。這種“被邊緣化”的危機感，正是歐盟“上桌焦慮”的直觀寫照。

何為“經貿焦慮”？同為發達經濟體，歐美的發展路徑和產業佈局大同小異，因而它們之間的經貿互補性遠不如中美和中歐之間那麼高。這種結構性的競爭關係，讓歐盟的“經貿焦慮”日益凸顯。在製造業領域，從電動汽車電池到半導體芯片，美國通過《通脹削減法》等政策定向補貼本土企業，變相擠壓歐洲車企、科技公司的市場空間，迫使歐洲企業要麼將生產線轉移至美國，要麼在補貼競賽中陷入成本劣勢。在能源與資源領域，美國一邊搶佔非洲關鍵礦產市場，一邊以“能源安全”為名對歐洲天然氣價格進行打壓，讓高度依賴外部資源的歐盟在能源貿易中屢屢陷入被動議價的困境。更讓歐洲人憂心的是，當華盛頓將經貿政策與地緣政治深度捆綁，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歐盟對第三方市場設限時，歐盟不僅要在“盟友義務”與“市場自主”之間做選擇，還要承受利益受損的代價。這種“被裹挾的競爭”與“話語權旁落”的雙重壓力，是歐盟“經貿焦慮”的核心痛點。

何為“再工業化焦慮”？相較而言，“上桌焦慮”和“經貿焦慮”均屬於“表”的層面；而“再工業化焦慮”屬於“裏”的層面。以法國為例，它曾是世界製造業大國，後來隨着“去工業化”政策的逐步實施，法國的製造業如今已經落入二流國家之列，其產業鏈和供應鏈更是對外高度依賴。這種產業空心化的困境並非法國獨有，而是整個歐盟的縮影：德國汽車產業曾憑藉精密製造稱霸全球，如今卻在電動汽車的浪潮中失去發展先機；意大利的高端紡織、機械製造等傳統優勢產業，因技術迭代滯後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其市場份額持續拱手讓給新興經濟體。更嚴峻的是，受地緣政治思維影響，歐盟越來越擔憂在關鍵技術領域的“斷鏈風險”日益加劇，從芯片製造到新能源設備的核心部件等，不少環節依賴外部供應。而華盛頓持續“挖角”歐洲技術人才，進一步削弱歐盟產業發展的根基。當“去工業化”的慣性難以逆轉，而“再工業化”又面臨資金短缺、技術壁壘和國際競爭等多重壓力時，歐盟對自身產業空心化的擔憂已深入骨髓，這種關乎經濟命脈的生存焦慮，正是歐盟“再工業化焦慮”的沉重註腳。

事實上，中國可以成為歐盟“再工業化”的可靠合作伙伴。從能力維度看，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可以為歐盟提供從技術落地到規模生產的全流程支持。比如在高端製造領域，中國在5G、工業互聯網等數字基建上的技術積累，可助力德法等國家升級傳統工廠的智能化水平。

從意願與合作模式來看，中國的互利共贏理念與歐盟尋求自主發展的訴求高度契合。不同於某些國家將經貿合作與地緣政治捆綁的做法，中國與歐盟的合作始終聚焦經濟實效和互利共贏。比如，中國企業在匈牙利、德國等地建電池廠，帶動當地就業與配套產業的升級。這種“紮根當地、共同成長”的模式，正是歐盟“再工業化”最需要的可持續合作範式。（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