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穎:當歷史被沉默,誰來舉火把
作者:高颖
電影《南京照相館》熱映的時候,我正在讀普里莫·萊維的《被淹沒與被拯救的》。這位從奧斯維辛生還的意大利作家,在書中像外科醫生般,冷靜而細緻地剖開極端環境下的人性褶皺。字裏行間滲出的寒意,無聲無息卻凜冽刺骨。
我不禁想起十三年前在北京的一家賓館,見到張純如年逾七旬的父母。他們談起女兒為揭開南京大屠殺真相而奔忙的往事,眼中的光芒與萊維筆下的冰冷,奇異地撞出某種相似的震顫。一個寫歐洲的集中營,一個記錄亞洲的南京城;一個用意大利語,一個用英語;一個在1940年代掙扎求生,一個在1990年代翻找檔案。不同的時代與地域,卻都指向同一件事:讓被掩埋的真相重見天日。
然而,兩者在“傳播記憶”的路上,遭遇卻迥然不同。
萊維的作品被視為人類文明的警示牌,也許是因為他不掩飾人性的“骯髒”。萊維以集中營親歷者的獨特視角,細細審視記憶裏的碎片:一些囚犯為何不願意和他人分享存活經驗,一些囚犯為何甘當納粹的幫兇,集中營倖存者為何常懷特殊負罪感?這些曖昧、糾結、不那麼“英雄”的瞬間,使集中營不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冷數字,而是成了一面面照見人性的鏡子。
更關鍵的是,整個西方社會為這樣的講述搭建了舞台。從中學歷史課到博物館展櫃,從學者論文到影視鏡頭,大屠殺的記憶已經深深嵌入西方社會的文化土壤。當一個社會願意扒開自己的傷口展示它,歷史的證言才可能真正紮根。
而張純如的道路,從一開始就荊棘密佈。張純如曾在被問及為何要寫《南京大屠殺》時説:“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裏,在市裏的公共圖書館裏,在我的世界歷史教材中,什麼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師們居然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於是,她從傳教士的日記裏找眼淚,從外交官的電報中找憤怒,從日軍士兵的家書中找罪證。她拼了命,只為挖出那段被封鎖的歷史。
只是,這段歷史的傳播,太難了。
日本右翼如一道牆,竭力阻擋:修改教科書,起訴記者,出資僱人撰寫“反證材料”,把“南京大屠殺”這五個字攪成西方輿論場上的迷霧。這種迷霧,彷彿印證了“納粹獵手”西蒙·維森塔爾在自傳《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中引用的黨衞軍的一句譏諷:“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對你們的戰爭。……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説,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讓人無法相信。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更令人憂心的是西方的“認知霸權”。在許多有關二戰的英文歷史著作中,亞洲戰場常被簡化為背景音,南京大屠殺更是被淡化為“遙遠東方的某個事件”。張純如帶着書稿在美國四處找出版社時,被拒絕的理由常是:“美國讀者對亞洲歷史不感興趣”。這種骨子裏的冷漠,使南京大屠殺在西方世界曾幾近無聲。
記憶的“斷代”更加令人痛心。張純如母親曾痛惜地告訴我:“我們這一代人快去了,像純如那樣對戰時歷史感興趣的美籍華人很少了。”但張純如的努力與求索沒有白費——她的書出版後,越來越多西方學者開始在研究二戰時提到南京;她收集的史料被珍藏在紀念館裏;後來的紀錄片、學術文章,都或多或少走在她鋪下的道路上。她用生命證明:對歷史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萊維提醒我們“納粹的惡不能被遺忘”,張純如則讓世界明白“亞洲的苦難同樣值得銘記”。並列閲讀兩本書時,最讓人揪心的,是它們背後的記憶傳承落差——歐洲的學生會被組織去集中營參觀,萊維的作品得到廣泛傳播;而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除了在中國,還在哪裏落地了呢?
總得有人舉火把。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翻開這些書,當社會開始認真建立屬於全人類的“記憶檔案館”,當“南京大屠殺”不再是一箇中國議題,而是成為更多的全球合作課題、更多的學術論文研究方向、更多的紀錄片和紀實文學作品題材、更多的全球巡迴展出主題……張純如們竭力守護的記憶,才不會被日本右翼所“稀釋”,乃至被掩蓋。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不再重複歷史的災難。(作者是環球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