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穎：當歷史被沉默，誰來舉火把

電影《南京照相館》熱映的時候，我正在讀普里莫·萊維的《被淹沒與被拯救的》。這位從奧斯維辛生還的意大利作家，在書中像外科醫生般，冷靜而細緻地剖開極端環境下的人性褶皺。字裏行間滲出的寒意，無聲無息卻凜冽刺骨。

我不禁想起十三年前在北京的一家賓館，見到張純如年逾七旬的父母。他們談起女兒為揭開南京大屠殺真相而奔忙的往事，眼中的光芒與萊維筆下的冰冷，奇異地撞出某種相似的震顫。一個寫歐洲的集中營，一個記錄亞洲的南京城；一個用意大利語，一個用英語；一個在1940年代掙扎求生，一個在1990年代翻找檔案。不同的時代與地域，卻都指向同一件事：讓被掩埋的真相重見天日。

然而，兩者在“傳播記憶”的路上，遭遇卻迥然不同。

萊維的作品被視為人類文明的警示牌，也許是因為他不掩飾人性的“骯髒”。萊維以集中營親歷者的獨特視角，細細審視記憶裏的碎片：一些囚犯為何不願意和他人分享存活經驗，一些囚犯為何甘當納粹的幫兇，集中營倖存者為何常懷特殊負罪感？這些曖昧、糾結、不那麼“英雄”的瞬間，使集中營不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冷數字，而是成了一面面照見人性的鏡子。

更關鍵的是，整個西方社會為這樣的講述搭建了舞台。從中學歷史課到博物館展櫃，從學者論文到影視鏡頭，大屠殺的記憶已經深深嵌入西方社會的文化土壤。當一個社會願意扒開自己的傷口展示它，歷史的證言才可能真正紮根。

而張純如的道路，從一開始就荊棘密佈。張純如曾在被問及為何要寫《南京大屠殺》時説：“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裏，在市裏的公共圖書館裏，在我的世界歷史教材中，什麼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師們居然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於是，她從傳教士的日記裏找眼淚，從外交官的電報中找憤怒，從日軍士兵的家書中找罪證。她拼了命，只為挖出那段被封鎖的歷史。

只是，這段歷史的傳播，太難了。

日本右翼如一道牆，竭力阻擋：修改教科書，起訴記者，出資僱人撰寫“反證材料”，把“南京大屠殺”這五個字攪成西方輿論場上的迷霧。這種迷霧，彷彿印證了“納粹獵手”西蒙·維森塔爾在自傳《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中引用的黨衞軍的一句譏諷：“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對你們的戰爭。……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説，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讓人無法相信。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更令人憂心的是西方的“認知霸權”。在許多有關二戰的英文歷史著作中，亞洲戰場常被簡化為背景音，南京大屠殺更是被淡化為“遙遠東方的某個事件”。張純如帶着書稿在美國四處找出版社時，被拒絕的理由常是：“美國讀者對亞洲歷史不感興趣”。這種骨子裏的冷漠，使南京大屠殺在西方世界曾幾近無聲。

記憶的“斷代”更加令人痛心。張純如母親曾痛惜地告訴我：“我們這一代人快去了，像純如那樣對戰時歷史感興趣的美籍華人很少了。”但張純如的努力與求索沒有白費——她的書出版後，越來越多西方學者開始在研究二戰時提到南京；她收集的史料被珍藏在紀念館裏；後來的紀錄片、學術文章，都或多或少走在她鋪下的道路上。她用生命證明：對歷史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萊維提醒我們“納粹的惡不能被遺忘”，張純如則讓世界明白“亞洲的苦難同樣值得銘記”。並列閲讀兩本書時，最讓人揪心的，是它們背後的記憶傳承落差——歐洲的學生會被組織去集中營參觀，萊維的作品得到廣泛傳播；而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除了在中國，還在哪裏落地了呢？     

總得有人舉火把。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翻開這些書，當社會開始認真建立屬於全人類的“記憶檔案館”，當“南京大屠殺”不再是一箇中國議題，而是成為更多的全球合作課題、更多的學術論文研究方向、更多的紀錄片和紀實文學作品題材、更多的全球巡迴展出主題……張純如們竭力守護的記憶，才不會被日本右翼所“稀釋”，乃至被掩蓋。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不再重複歷史的災難。（作者是環球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