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歐洲突破今日困境，亟需的不僅是“新丘吉爾”

*編者按：*歐洲輿論場中有關二戰期間“至暗時刻”的回顧增多，其中包含對丘吉爾式政治人物“拯救歐洲”的懷念。但今天的歐洲要想擺脱困境，需要的僅僅是一個“新丘吉爾”嗎？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董一凡：*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員

*張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崔洪建：*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回顧“至暗時刻”釋放什麼信號

董一凡

在地緣安全危機、經濟增長承壓以及跨大西洋關係動盪交織的背景下，歐洲正面臨着內外聯動的一系列結構性挑戰。部分輿論甚至將歐洲目前的困境與二戰時期相比，比如有的歐洲媒體在探討當下美歐關係裂痕時，回憶起英國時任首相丘吉爾在1941年的歐洲“至暗時刻”與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簽署《大西洋憲章》的歷史場景，並感嘆“今天的歐洲已經沒有了丘吉爾”。

從現實形勢來看，歐洲當前面臨的困境與二戰時顯然不能等量觀之。二戰期間，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面臨的共同威脅是法西斯主義對人類文明、道義和良知的破壞，那是一場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戰爭，其烈度以及由此帶來的破壞超過一戰乃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歐洲數百年的征伐。就此而言，當前無論俄烏衝突引發的地緣安全危機還是美歐之間裂痕導致的戰略層面危機，均無法同二戰時期歐洲的處境相比。

從外部盟友來看，丘吉爾當時面對的美國，是一個逐漸結束孤立並有意與歐洲老牌帝國談判協調，進而就未來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作出安排的美國，是一個將反法西斯戰爭和對歐洲援助與自身全球戰略進行緊密結合的美國。當前的美國呢？則是向着孤立主義回擺，將國際責任、對外承諾等放在短期經濟得失視角加以評估和計算，試圖通過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及政策多變來謀取單方面經濟利益，這在近期達成的美歐貿易協議中就有明顯體現。歐洲輿論現在懷念丘吉爾，但即使丘吉爾，當時亦難成為在更長時間段內領導歐洲團結向前的人物。事實上，丘吉爾本人即是一個“疑歐派”，他在作為英國戰後外交總方針的“三環外交”設計中，將歐洲大陸視作英國重要的戰略依託和外部盟友，但堅決主張英國與歐洲大陸保持距離，呼籲一種“親密但不從屬”的關係。

回顧和類比二戰時期的艱難時刻，歐洲輿論顯然是在呼喚能夠帶領今日歐洲走出戰略困境的領袖式人物。確實，至少自二戰時期的丘吉爾以來，歐洲在一系列重要歷史時刻都見證了具有決斷力的政治人物作出關鍵抉擇：二戰後戴高樂和阿登納在構建歐洲共同未來、攜手走向和平繁榮的共同意願驅動下，推動由讓·莫內和舒曼等歐洲一體化先驅勾勒的藍圖邁出關鍵步伐；戴高樂在20世紀60年代堅持“歐洲人的道路”，在外交和國際戰略上為法國和歐共體植入獨立自主基因，使歐洲開始探索成為美蘇之外“獨立力量”的嘗試；面對歐債危機和歐元存亡的挑戰，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也曾通過艱難的國內溝通和歐盟內部協調，促使德國等大國為歐元債務和信用背書，推動歐盟在貨幣財政治理上搭建防護網和新的治理機制等等。

不得不説，當前歐洲“在重大時刻作出關鍵抉擇”並且能夠形成普遍共識的政治領導力仍顯缺失。眼下，隨着歐洲極右翼力量崛起以及傳統政黨“疲勞症”在各國持續顯現，包括歐盟機構領導人在內的歐洲政治人士往往聚焦於危機應對，甚至把目光更多轉向鞏固所在政黨的執政地位。這就導致一些決策僅着眼於“水來土掩”，有時甚至為了暫時轉移矛盾而在外交或安全領域作出短視決策。另一方面，在烏克蘭危機持續延宕併成為歐洲最緊要政治議程的背景下，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的內外決策和行動很容易被“政治正確”裹挾。目前，着眼歐洲未來安全架構及戰略自主的願景難以擺脱“拉美抗俄”的框架和陷阱，就是這方面的一個表徵。正因如此，歐洲現在渴求在艱難時刻作出關鍵抉擇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動能，以使歐洲在戰略層面具有打破常規、超越窠臼的視野與佈局，並對歐洲想要什麼樣的秩序、如何實現那樣的秩序給出合理和可行的答案。

“懷舊”恐難提供答案

張健

近段時間以來，將歐洲當前處境與歷史上的某些階段、特別是二戰期間“至暗時刻”進行類比的文章有所增多。在這其中，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名字被頻頻提及，結論則往往是歐洲亟需一位“新丘吉爾”。丘吉爾被認為是在二戰期間挽救英國和歐洲的重要人物，特別是他在困難時刻遊説美國簽署《大西洋憲章》，美國隨後逐漸從旁觀者變成二戰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以史為鑑，有助於世人更好地認識過去、把握當下、面向未來。當下的歐洲，確實面臨二戰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一些歐洲輿論將當前階段稱為歐洲“又一至暗時刻”，實際目的是想在回顧歷史的過程中尋找走出困境的答案。

在地緣政治層面，已經持續3年多的俄烏衝突延宕，歐洲大陸的安全風險仍在積聚，衝突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難以排除。北約以及歐洲一些國家愈發頻繁地渲染“俄羅斯可能攻擊歐洲”，歐洲政界一些人試圖以“只有加強軍備才能確保民生”為由説服選民支持本國提升防務預算、削減養老金等福利支出。這些都表明當下歐洲的安全現狀和對危險態勢的自我感知。

在經濟發展層面，過去十多年來從債務危機到難民危機挑戰不斷，特別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更使歐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遭遇極大衝擊。當前，歐洲經濟呈現低迷態勢，同時還面臨按照美國和北約要求提升軍費開支、籌集資金支援烏克蘭等任務。這些挑戰，疊加歐洲一些國家內部社會分化加劇，政治光譜更趨複雜，都加大了歐洲相關國家的治理難度。一個潛在趨勢是：由於經濟社會發展挑戰增多，歐洲內部種種矛盾可能次第發酵，這反過來會進一步加劇既有發展困局，形成惡性循環。

在跨大西洋關係層面，過去80年來，歐洲總體上將跨大西洋聯盟視為自身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根基，並且能在一些重大外交和安全問題上得到美國支持。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歐美也能保持密切協調。但進入“特朗普2.0”時期以來，美國對歐進行多維打壓，包括攻擊歐洲價值觀、調整俄烏衝突立場、對歐洲揮舞“關税大棒”等。美國態度的急轉直下對歐洲大西洋主義者造成巨大心理衝擊，很多人過去認為“沒有美國的世界難以想象”，現在則不得不面對一個美國漸趨孤立甚至日益成為“威脅”的世界。

如何走出困境？這是歐洲當下面臨的重大問題。歐洲近年來做了不少事情，包括嚴厲制裁俄羅斯、援助烏克蘭以及提升軍費支出、強化產業政策等，但仍主要是“應激反應”，缺乏明確的方向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如資本市場聯盟、“全球歐元”等一體化及戰略自主建設，再如準確定位自己的全球位置，包括如何處理與俄羅斯、美國的關係等，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仍然沒有形成普遍共識。

希望一個丘吉爾式的人物來拯救歐洲，這樣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歷史只能提供鏡鑑，更重要的還是把握當下，這樣才能開拓未來。當今世界與二戰和冷戰時期相比都已有了根本性不同，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以及國際關係民主化成為時代潮流、大勢所趨，西方霸權愈發難以維持，基於價值觀、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的陣營式對抗惡果凸顯，正在遭到越來越多國家摒棄。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不能沉湎於過去，而是需要有新的思維，探尋新的戰略路徑。應該説，歐洲對於自己當下的處境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也在努力做一些事，特別是在金融、科技、防務等至關重要的領域減少甚至擺脱對美依賴，以更大程度地實現戰略自主。不過，圍繞這些問題，歐洲內部爭論一直激烈，戰略自主的實際成效依然有限。希望這一次歐洲是認真且有執行力的，能在實現戰略自主的方向上取得更大進展，只有這樣才能儘快走出艱難時刻，贏得新的未來。

歐洲還需積聚更大變革勢能

崔洪建

在當前國際格局變亂交織、自身面臨複雜挑戰的形勢下，歐洲一些人聯想或類比二戰時期遭遇的“至暗時刻”，回憶丘吉爾等政治人物當時拯救歐洲的歷史場景，可以説不足為奇。事實上，這種依託歷史表達對現狀不滿和對未來悲觀的思潮或情緒在歐洲一直存在。筆者認為，對於現在的歐洲來説，到歷史中尋找擺脱現實困境的靈感，既有其現實性，也有侷限性。

首先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當下歐洲人對於自身處境的感受和認知，與丘吉爾的時代有着較大不同。雖然一些歐洲輿論通過回顧“至暗時刻”表達對現實的擔憂，但真正認為歐洲已經在整體上陷入“又一至暗時刻”，覺得歐洲需要進行深刻反思並重新選擇前進道路，類似看法還算不上主流。換言之，歐洲內部確實已經存在一定的憂患和危機意識，但對於形勢到底有多嚴峻，是否已經到了二戰時候那樣的程度，尚未形成共識。

達不成共識的根源是歐洲內部對風險和威脅的感知差異很大。畢竟，二戰時期或“至暗時刻”的歐洲面臨迫在眉睫、“肉眼可見”的重大威脅，其中不僅有經濟博弈、價值觀對抗和地緣政治矛盾，還有在戰爭面前生死存亡的現實考驗。當前歐洲面臨的挑戰雖然複雜多發，但在很多歐洲人的感知中，還沒達到那種“生死存亡”的地步。何況俄烏衝突升級外溢的風險在北歐和波羅的海國家眼中要比南歐國家的認識嚴重得多，美國關税威脅對德國、愛爾蘭等國的影響也比其他國家更強烈。儘管近年來歐洲不斷試圖凝聚共識，但遠未達到集體意識的程度，歐洲對於當前困境的主流認知，也還沒上升到二戰期間那種需要“力挽狂瀾”“拯救歐洲”的敍事高度。

這種認知分歧反映在具體的政策和行動上，一個表現就是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的總體應對思路仍是危機管控，主要採取一種在維持現狀的同時進行漸進式調整的路徑，而非進行系統性和結構性變革。另外一個表現則是傾向於對外轉嫁問題和矛盾。歐洲一些政客在尋找當前困境的肇因時，習慣於將問題的根源説成是對俄羅斯、中國甚至當前美國的“過度依賴”。不得不説，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承平日久，在內部政策邏輯和對外戰略思維上都形成了某種慣性，這讓它們傾向於將內部矛盾歸咎於外部環境變化。這反過來阻礙了歐洲決策者們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體制進行重構性改革的意願和步伐。

當然，歐洲主要國家二戰結束以來的政治制度設計，也是當前歐洲政治人物普遍難以像當年丘吉爾那樣展現“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一面的一個原因。基於戰前納粹勢力在德國崛起並給歐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的教訓，歐洲國家戰後普遍在政治體制或政黨制度層面設置了某種“防火牆”，這種設計近年來在阻止極右翼政治力量影響力快速提升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如此一來，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歐洲政界人士，執政之後的當務之急往往是“維護秩序和規則”，考慮問題的角度也會比較“現實”，往往容易受到個人政治利益以及黨派利益等因素的羈絆。而在歐洲政壇崛起的極右翼政治力量，雖然以某種偏於激烈的方式展現出了更加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並反映着一部分歐洲人要求進行徹底變革的訴求，但短期內仍難大規模地突破歐洲政治體制和黨派制度的規制。

基於以上原因，當前面臨的挑戰雖已足夠嚴峻，但在很多歐洲人看來，還沒達到二戰時期那樣的程度。無論在觀念轉變上，還是在政治行為空間和民意支持層面，歐洲都還沒能積聚足夠的變革勢能。不過，隨着形勢進一步發展，尤其是烏克蘭危機、跨大西洋關係等問題繼續演進變化，歐洲可能會被迫強化對於自身處境的反思，並努力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共識，進而採取更加系統性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