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軍：打造中企出海風險“可控”鏈條

中國駐馬裏大使館近期緊急提醒，馬裏首都巴馬科以外地區針對外國企業及人員的綁架、襲擊等惡性事件頻發，安全風險陡升，要求在馬採金企業立即停工停產，全員儘速撤至安全區。這一警示不僅是對當地局勢的應急響應，更凸顯出當前複雜國際環境下，中企出海安全防護的緊迫性。在百年變局與地緣動盪交織的背景下，守護海外人員生命與資產安全，需構建全方位、深層次的主動防禦體系，打造中企出海防風險鏈條。

當前，中企海外投資規模持續擴大。2024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近1.1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1.3%；其中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1.02萬億元，增長11.7%。同時，2024年派出各類勞務人員40.9萬人，較上年增長17.9%，在外各類勞務人員59.4萬人，集中在建築、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等行業。

另一邊，出海中企面臨的風險挑戰也日益多元。地緣政治衝突加劇、本土化合規成本上升、文化習俗差異等問題交織，綁架、襲擊等惡性犯罪也時有發生，企業海外合法權益受衝擊的風險顯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安全，成為中企出海前必須思考的問題。

首先，風險預警是安全防護鏈條的“神經末梢”。我駐馬裏使館的警示就展現了高效的風險應對能力：從“立即停工撤離”的剛性指令，到“避免郊區獨行、夜間出行”的具體指引，再到“人身安全優先”的應對原則。精準及時傳遞這些關鍵信息的背後，是外交與安全機構對海外風險情報的持續追蹤、科學研判與高效傳達。但是，預警的關鍵在穿透“最後一公里”。出海中企也應主動構建動態、多維的信息感知網絡，識別、評估和應對各類風險，積極對接使領館安全通報機制，抱團共享信息，深耕當地可靠信源。只有讓預警信息在企業安全管理中樞與一線員工間即時循環，迅速制定應對方案，才能將“風險可知”轉化為“風險可控”。

其次，物理防護與應急處突能力是保障安全的“鐵柵欄”。從實踐來看，偏遠地區的資源開發項目往往是風險高發區，傳統人防與基礎物防多數情況下難以滿足需求。企業應依據威脅評估動態升級安防標準，包括部署智能監控、無人機巡防、電子圍欄等日常技防手段，必要時還要加固防彈掩體，預設多路徑撤離通道，儲備應急物資。應急處突能力更需日常錘鍊，如某中資企業在南美某國遭遇社區暴力時，就憑藉此前反覆演練的封控與撤離流程，實現了全員安全轉移。企業需確保每位海外員工熟悉危機信號、撤離路線及自救技能，並通過實戰演練形成“肌肉記憶”，才能在危機真正降臨時應對得當。

再次，人員安全管理是防護體系的核心。目前不少企業的行前培訓流於形式，員工個人也缺乏危機感。對此，企業應落實安全管理全週期覆蓋，擬定並培訓目的地社會文化與慣例、潛在衝突點及極端情境的應對策略。在高風險區域，更要嚴格執行外出審批、動態軌跡追蹤等制度，設立安全專員。同時，應關注員工心理韌性，讓心理評估與疏導成為常態，避免因焦慮影響安全決策。此次我駐馬裏使館要求“停工撤離並報備”，就是人員集中管控的指令升級，因為任何僥倖拖延都是對生命與責任的漠視。

最後，出海企業更深層、更持久的安全保障，在於深度融入當地，築牢“民心防線”與“合規基石”。在海外，企業安全並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於社區關係、法律遵從與文化認同。在“小圈子”型的社會結構下，傳統的“封閉式”經營容易引發誤解與敵意，增加安全隱患。有的企業進入新市場後，憑藉主動與當地政府、社區建立聯繫，優先僱用本地員工、採購本地服務，嚴格遵守環保與勞工標準，投身社區公益項目等舉措，有效贏得了當地支持。這種善意的積累，在危急時刻可能轉化為預警信息或庇護支持。同時，要規避惡意訴訟與政治風險，企業更要嚴守當地安全、環保、税務等法規。只有被視為共同發展的“夥伴”，企業才能獲得更廣泛的社會性保護。     

所謂“備豫不虞，為國常道”，企業出海也是這個道理。安全投入不是出海企業的成本負擔，而是對員工安全負責的“必答題”，更是維護國家形象與利益的“責任狀”。出海中企必須繃緊一根安全和責任的弦，以系統性安全能力作為出海前提，才能真正實現“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唯有如此，中企的全球化之路才能穿越風浪，抵達更廣闊的藍海。安全，始終是“走出去”的底線，更是行穩致遠的生命線。（作者是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