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西藏大學生態環境學院教授拉瓊——在世界屋脊探尋高原生態的秘密（弘揚科學家精神·對話）

拉瓊在野外考察。

賈曉豔攝

人物小傳

拉瓊，1969年10月生，西藏日喀則人，西藏大學生態環境學院教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他長期紮根青藏高原，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極端環境植物適應性進化研究，曾參與植物學家鍾揚的團隊，從事高原植物種子收集，獲2022年西藏自治區科學技術獎一等獎。

從教30多年，他堅守教學一線，培養碩博研究生10餘名。他主導建成多個科研平台，持續推進高原生態學科建設。先後獲全國模範教師、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等稱號。

西藏大學生態環境學院教授拉瓊紮根青藏高原，從事高原生態研究30餘年，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極端環境植物適應性進化研究。此外，他繼承植物學家、復旦大學教授鍾揚遺志，聚焦西藏本地人才培養和高校學科建設，通過與復旦大學合作等方式，為青年學者搭建平台，推動高原生態研究薪火相傳。

拉瓊是如何開啓學術之路的？又如何成長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的工作有何價值和意義？記者對拉瓊進行了採訪。

“我腦海裏經常浮現出自己小時候在野外看到高山植物時的場景”

問：您成長於西藏，這片高原的獨特生態環境是否直接促使您選擇相關研究？哪些具體經歷讓您決心投身這一領域？

答：高考後，我填報了西南師範大學（現西南大學）的生物學師範專業。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藏大學開展生物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生物學研究領域廣泛，但是我在其中發現了自己喜愛的方向——研究高原植物多樣性。

這和我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我小時候經常上山砍柴，當時沒學過植物學，不知道關於它們的科學秘密，但是對山上的植物有很深的印象。後來，西藏大學在生物學下進行學科細分，我就選擇了植物學方向。

去海外留學時，我研究的主題還是和西藏有關，主要是高海拔植物的多樣性分佈格局。特別是不同海拔下植物多樣性的組成變化和背後的生態因子關係，這是我碩士論文的重要內容。研究這一課題的時候，我腦海裏經常浮現出自己小時候在野外看到高山植物時的場景。

或許，人生的航標就是這樣在不知不覺間被悄悄設定，影響着未來的航向。

問：作為鍾揚教授培養的博士，他的“種子精神”如何影響您的學術理念？

答：鍾揚教授對我的一生影響至深，他的“種子精神”讓我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了新認識。

“做學術，碩士學歷恐怕不夠，你有興趣跟我讀個博士嗎？”我記得，剛認識鍾老師的時候，他就一個勁兒地鼓勵我。當時，睿智、自信、淵博、幽默的鐘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更觸動我的是他的初心。

鍾老師選擇來西藏，是因為青藏高原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高山植物資源，但在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庫中，卻沒有這些植物的種子。他認為，必須填補這個空白。

鍾老師每次來西藏時，高原反應都特別嚴重。他曾連續十幾天腹瀉，卻依然堅持帶我們野外採樣。他還患有高血壓、痛風、心肌肥大等疾病，堅持16年，這樣的毅力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人能弘道。鍾老師的精神感動着我、影響着我，成為他的學生，得到的不僅僅是專業上的指導，更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

“無論多難的工作，總得有人去做”

問：青藏高原生態研究需要長期面對極端環境，您遇到過怎樣的困難？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

答：從事野外科考工作是艱苦的，也是困難的。但是無論多難的工作，總得有人去做。

有一次，我跟着鍾老師去珠峯地區採集高山植物，鍾老師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頭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無力。我們都建議他待在帳篷裏休息，他卻説：“我最清楚植物的情況，我不去的話，你們更難找。”最終，鍾老師帶着我們在珠峯北坡採集到了被認為生長在海拔最高處的種子植物——鼠曲雪兔子。

然而，野外採樣並不是每次都有收穫。還有一次，我和同伴在野外徒步了十幾天，一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區開展采樣。明明是我們認定適合某種植物生存的環境，但一直找不到相關樣本。

這就是野外科考的魅力所在：意外無處不在，既有意外的收穫，也有意外的失落。

問：能否結合一些您近期取得的科研成果，談一談新研究方法在高原生態研究中的應用？

答：目前，我的工作主要聚焦於青藏高原植物多樣性與典型物種的適應機制。

我和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團隊選取了須彌芥作為樣本，研究植物對於高海拔極端環境的適應性進化。我們通過基因層面的研究發現了植物對青藏高原的適應機制的特點，為進一步研究青藏高原植物適應極端環境的分子機制提供了新的線索。須彌芥只是萬千高原植物的一種，但是我們可以觸類旁通，從中推演出更多高原植物的演化特點。

這種研究方式的優勢在於，讓我們從分子或基因的角度對高原植物的特性形成有了新的認識。通俗地説，就是對植物的特性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讓我們的認識更進一步。

問：這樣的研究有何價值？它將如何促進青藏高原的生態保護工作？

答：目前，我們對動植物的保護方式常常是把一片地方圍起來，然後讓動植物自然生長，實現種羣數量的緩慢恢復。如果造成物種瀕危的原因是全球變暖等宏觀因素，這樣的保護效率就比較低。

讓生態學研究進入到分子和基因層面，能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把握物種發展的規律，特別是瞭解一些物種進入瀕危狀態的原因，這能讓我們進行更精確的干預和介入，有的放矢地開展保護工作。

“我們為青年一代的成長提供更大舞台”

問：您覺得培養本地生態研究人才對西藏生態保護工作有什麼意義？

答：西藏條件艱苦，生態研究對研究者在高海拔下的長期野外工作有更高的生理和體能要求，因此本地人才開展野外科研工作有一定的優勢。

鍾老師到西藏後，發現這裏的科研基礎非常薄弱。當時西藏大學的生態學學科可以説是“三個沒有”：學科沒有教授，教學科研團隊中沒有博士，課題申請沒有基礎。因此，鍾老師對人才培養傾注了全部心血，帶領西藏大學創造了多個“第一”：幫助西藏申請到第一個理學博士點，培養了第一名藏族植物學博士，帶出了西藏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學科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

如果説鍾老師關於種子的研究是為生態文明留存了一份傳承，那他在西藏大學開展的高端人才培養，就是為本地生態學學科留存了一份傳承。

今天，我們為青年一代的成長提供更大舞台。就在今年夏天，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學生來到西藏開展野外科考，通過培養他們的學術興趣，也許可以讓更多人在未來投身高原生態研究。

我的學生也在逐步成長，有些人已經可以單獨承擔科研課題。他們正在參與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的建設，為高原生態研究積累更多數據。

問：説到數據，您一直強調數據是基礎性工作。能否展開談一談這方面的工作進展？

答：2022年7月21日，西藏雅尼濕地生態系統國家定位觀測研究站正式掛牌，開啓了雅尼濕地科學保護、合理利用、全面發展的新階段。我作為野外站的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個月都要前往林芝開展相關工作。

這是我們推動構建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監測體系的一次嘗試。青藏高原非常遼闊，雖然我們已經建設了一些野外觀測的台站，但是對於高原生態系統來説，這些收集到的數據不僅點位過於分散，連續性也有待加強。

我們常説，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個共同體，如果不能對多個要素進行全面監測，就很難對整個生態系統有整體和科學的認識。

我和西藏大學生態學團隊還在參與和推進包括位於那曲市嘉黎縣的麥地卡觀測站在內的一系列觀測點建設工作。通過更多台站的建設、更多數據的共享，我們希望能留下更多、更全面、更系統的數據，從而為青藏高原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建設提供更堅實的科學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