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印度正重新校準“平衡外交”？

*編者按：*印度過去幾年改變“平衡外交”，過於傾向美國。隨着美印因貿易談判破局導致關税戰爆發，兩國關係近期急轉直下引發輿論關注。“平衡外交”是否更符合印度戰略利益？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龍興春：*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林民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黃雲松：*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南亞研究所副所長

“平衡外交”才能保證“印太政策”落實

龍興春

經過多輪關税談判，美國和印度仍然無法達成貿易協議，之後美印關係急轉直下。美方一系列舉動給印度社會造成巨大震動，打破了印度的“美國盟友”幻覺，印度戰略界紛紛討論是否需要外交轉向，以應對美國帶來的挑戰。

過去幾年，印度一改之前的“平衡外交”，向美國偏移比較明顯。例如，積極參與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支撐點之一；在加沙問題上明顯偏向以色列；印方連續多年被邀請參加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等等。從美國方面看，對於印度的“外交傾斜”也給予了一定的回饋。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在武器銷售和軍事技術轉讓方面授予印度“非北約盟友”待遇。印美還簽署一系列軍事合作協議，在中印邊境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美國新政府上台後，“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成為華盛頓的政策核心導向，而印度則正努力實現“Viksit Bharat”，即在美國語境中為“MIGA”（讓印度再次偉大），因此雙方在經貿和外交領域的碰撞也就不足為奇。而且，特朗普再次當選本身就是美國“孤立主義”回潮的反映，這推動着美國對外戰略正發生重大變化。華盛頓更注意經濟利益，對價值觀外交不感興趣，戰略收縮則導致對盟友的需求下降。不少印度學者認為，特朗普的目標是製造業迴歸美國，而不是轉到印度。美國內心不希望印度發展為“下一個中國”，因此印美不可能是“天然盟友”。

正因為出現結構性矛盾，印度方面也意識到當前缺乏平衡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回調。外界看到，已經7年沒有訪問中國的印度總理莫迪，將來華參加9月初在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領導人峯會；莫迪與巴西總統盧拉於8月7日通電話，重申加強金磚國家合作、捍衞多邊主義，強調積極應對國際經濟挑戰的重要性；新德里還迅速宣佈邀請普京近期到訪。

作為一個有不結盟外交傳統的國家，且對外頻繁強調自身“戰略自主”大國身份的印度，如果只是追隨某一個國家，將有損自己的大國追求。印度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提出“東向政策”，2014年又升級為“東向行動政策”，目的是與繁榮的東亞加強經濟合作。同時，中國、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與印度及印度洋沿岸的海灣地區和非洲地區經貿規模不斷擴大，非洲和海灣成為東亞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來源地和商品市場，東亞與非洲、歐洲90%的貿易要通過印度洋。因此，印度有着自己的“印太政策”。

美國政府2017年底正式提出“印太戰略”，但其定義的地理範圍是“印度西海岸到美國西海岸地區”，並不包括印度洋北部阿拉伯海沿岸的海灣國家和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地區。美國版“印太戰略”只需要印度而不是整個印度洋及沿岸地區，也不是要用來加強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經濟合作，根本目的在於拉攏印度應對崛起的中國。這與新德里的戰略目標並不一致。印度的“印太政策”，是通過“東向行動”加強與東亞的合作，向西加強與海灣和非洲地區的合作，凸顯印度作為“印太”中心的地位。這樣不但可以增進與印太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關係，還可提升印度的國際地位，使自己成為亞太區域事務的重要參與者和印度洋地區的主導力量。

顯然，只有真正執行“平衡外交”，才能保證新德里的“印太政策”目標得到落實。中方當然歡迎印度方面改善對華關係，在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機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通過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機制等多邊平台與其他成員加強合作，印度也可以認識到增加國家影響力不只是成為美國的“小兄弟”這一個途徑。特別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的綜合GDP已經超越G7集團。

也要看到，印度國內親美勢力依然強大，這部分人沒有放棄對美國的幻想。因此，在新德里重新校準“平衡外交”的過程中，一旦華盛頓態度緩和，新德里可能又重新靠近美國，但“鐘擺效應”只會讓印度錯失更多機遇。

印俄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温戰略友誼？

林民旺

近期，新德里的外交“轉向”頗為惹人注目。與對華政策的“調整”同步的是，新德里對俄政策早已出現的悄然改變。8月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接見了來訪的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就特朗普用關税大棒打壓印度，試圖讓印度減少購買俄石油問題進行共同磋商應對。印俄雙方也透露，普京年內訪問新德里的日期已經確定。對於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呼籲“是時候恢復俄中印三方機制”，印度也給出積極回應。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執政後，印俄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且矛盾呈現不斷加大的趨勢。例如，印美防務合作不斷深化嚴重衝擊印俄戰略關係基石。印度參與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變相地追隨美國將俄羅斯和中國作為遏制對象。在對華政策上，印度與俄羅斯更像是“針尖對麥芒”。對於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及處理阿富汗問題，印俄立場都是截然相對。

俄羅斯曾多次直接表明其反對印度參與美國“印太戰略”的立場。但印度回應稱，俄方不應干涉印度同第三國的關係。用印度外長蘇傑生的話説則是，“正因為印俄關係保持長期穩定，這種狀態有時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印度要求俄羅斯學會接受“現實”，印度已經強大，俄羅斯再以“小兄弟”的視角來看印度是不應該的。

在度過了印美關係的十年“黃金時期”後，自2024年6月贏得第三次印度大選以來，莫迪政府就對俄政策進行了微調。2024年7月，莫迪訪問莫斯科，這是莫迪時隔5年後對俄羅斯的訪問。12月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辛格訪俄後更稱，印俄友誼“比山高、比海深”。

印度的策略調整，是對自己之前誤判戰略形勢的“糾偏”。俄烏衝突爆發之初，印度國防參謀長喬漢直言，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在未來將會下降，潛台詞是俄羅斯會在美歐的圍剿下“戰敗”。因此，印度選擇“凍結”同俄羅斯的高層互動。但是，隨着俄烏戰事的變化，印度認識到俄羅斯的戰略韌性。另一方面，印度發現“投靠”美國陣營的代價太高。尤其是，儘管印度決心進一步密切與美國的關係，但是美加等“五眼聯盟”國家仍繼續支持“卡利斯坦運動”，在印度周邊搞“顏色革命”，並通過滲透印度內政來影響印度大選。對美國的嚴重不滿，加速了新德里的外交“轉向”。

尤其是隨着印度在5月7日與巴基斯坦的空戰中國際聲譽大跌，白宮的表態直接凸顯了對印度的“不屑”，且大幅扭轉拜登政府時期的重印輕巴政策。在此背景下，由印度外長蘇傑生主導的以親美為主軸的外交路線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

印俄戰略伙伴在印度外交戰略中扮演着“戰略託底”的作用。因此，即便新德里在印美“蜜月期”時，仍努力堅守印俄關係“修復”轉圜的基礎。其核心原因是，印度在戰略上不能失去俄羅斯。與俄羅斯的戰略關係，仍可以起到對沖中國、巴基斯坦與俄羅斯關係發展的作用。同時，與俄羅斯的戰略關係，也能給新德里的對美外交提供巨大的槓桿作用。

這就是拜登政府時期，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的原因所在。然而，在特朗普再次執政後，不再能夠容忍印度的“左右逢源”，壓縮了印度的外交活動空間。新德里不得不尋求重温、升温與莫斯科的戰略友誼。只是印俄關係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一目標，目前仍然是不可知的。印度過去靠戰略模糊外交來獲得在多個大國之間的遊刃有餘，卻在拜登執政時期失去戰略平衡，充分暴露出其對俄羅斯的真實態度。俄羅斯並沒有完全順應印度的外交調整，普京對新德里的訪問一拖再拖，及其與巴基斯坦的互動，都凸顯出俄羅斯對印俄友誼採取了一種“現實態度”。

美印經濟對峙背後是國家定位的碰撞

黃雲松

近期由於關税戰、地緣政治分歧、國內民粹主義共振，以及外交風格的碰撞，將印美關係推向低谷。這場交惡並非偶然，而是美國“交易至上”外交邏輯與印度“戰略自主”大國抱負激烈對撞的必然結果。

“特朗普2.0”時期，貿易爭端成為美印關係惡化的導火索。華盛頓的“美國優先”政策將印度視為“貿易濫用者”，指責其對美國農產品、醫療設備等商品徵收高達100%的關税，導致雙邊貿易失衡。眼下，針鋒相對的關税戰標誌着美印經濟關係正滑向對抗。

更深層次的矛盾在於，美國新政府徹底顛覆了前任的“戰略慷慨”邏輯。拜登時期，美國曾將印度納入戰略貿易授權第一梯隊，豁免其在進口伊朗石油和採購俄羅斯武器上的制裁，以換取印度在“印太戰略”中的配合。但美國新政府執政後將印度的戰略價值折算為具體經濟利益，要求印度降低貿易逆差、開放農業市場並增加對美國武器和能源的採購。印度拒絕妥協，尤其在農業和乳製品等國內政治敏感領域，導致雙邊關係陷入惡性循環，激起印度國內激烈反美情緒。

這種經濟對峙不僅是利益之爭，更是國家定位的碰撞。美國視印度為必須“讓利”的次級夥伴，而印度自視為全球大國，期待平等對待。這打破了印度對美印關係的浪漫想象，迫使新德里重新審視其對美依賴。

從地緣政治上看，美印存在戰略願景的錯位與信任危機。美印關係的戰略基礎本是所謂“共同應對中國在全球範圍的快速崛起”，但當前華盛頓的政策不確定性動搖了這一基礎。美國將印度視為“印太戰略”的關鍵棋子，期待其在南海、台海等問題上與中國正面交鋒。然而，印度的戰略重心始終聚焦於南亞和印度洋，保持對周邊弱小鄰國的控制力。今年5月印巴衝突期間，特朗普未明確支持印度，之後又兩度邀請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訪白宮，並公開讚揚其“反恐努力”。此舉被新德里視為對印度南亞主導地位的公然挑戰，嚴重損害了雙邊信任。

印度在俄烏衝突中的中立立場也進一步加劇了美印地緣戰略分歧。美國要求印度減少與俄羅斯的軍事和能源合作，但遭到新德里拒絕。白宮將此解讀為印度在美俄之間“腳踏兩隻船”“兩頭通吃”。這種“非友即敵”的思維與印度追求的“多極世界”願景格格不入。

美印關係惡化離不開雙方國內政治的推波助瀾。美國新政府內閣以強硬派為主，這些官員將印度視為“防務搭便車者”，要求其為美國支付“對等回報”。特朗普本人甚至公開嘲諷印度為“死亡經濟體”，否認其全球角色的重要性，深深刺痛了印度的民族自尊。在印度，莫迪政府同樣受制於國內民族主義壓力。印度人民黨通過渲染“巴基斯坦擴張論”等論調鞏固選民支持，需將美國塑造成“可靠盟友”以支撐其外交敍事。然而，特朗普的反覆無常和對印度民主的揶揄讓這一敍事難以為繼。莫迪政府在對美強硬與妥協之間左右為難，國內政治的選舉邏輯進一步令外交決策複雜化。

儘管美印關係陷入低谷，但雙方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需求決定了徹底對立也不可行。印度在地緣政治中的槓桿價值以及其在技術、能源和國防領域的合作潛力，為美印關係修復留有空間。例如，印度可能通過增加對美國能源和武器的採購，換取白宮在關税上的讓步；而美國國會和戰略界對“印太戰略”的支持，或將限制特朗普團隊完全放棄印度。

未來美印關係可能呈現“競爭性疏離”，在氣變、反恐等低敏感領域保持有限合作，但在貿易、技術和地緣政治等核心議題上摩擦不斷。美國將印度視為必須聽命的“準盟友”，而印度堅持“全球南方領導者”的大國定位，拒絕淪為美國的次級夥伴或附庸。這種結構性張力不僅是兩國關係的縮影，也是全球化退潮下新舊國際秩序交替的註腳。美印關係的未來，將取決於雙方能否在尊重彼此戰略底線的基礎上，重建可預測的協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