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證日本(之三):篡改教科書,日本製造“集體性歷史失憶”
作者:邢晓婧 徐可越 王璞
【環球時報赴日本特派記者 邢曉婧 徐可越 王璞】編者的話:80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宣讀《終戰詔書》,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無條件投降。而80年後,當《環球時報》記者深入日本東京和長野兩地採訪時卻發現,日本年輕一代對本國近代侵略歷史的認知正陷入嚴重斷層:長野縣飯田市和平祈念館常年展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簡稱731部隊)人體實驗的物證,旁邊自習區的學生卻對其存在一無所知;靖國神社裏的年輕人視其為普通神社,對背後的侵略歷史毫無概念……這種集體性歷史失憶,根源就在於日本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系統性歪曲與淡化。記者也看到,日本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對了解歷史懷有興趣,渴望知道歷史真相。
“如果問日本孩子‘二戰敗給哪國’,幾乎沒人提到中國”
日本長野縣飯田市和平祈念館位於飯田市公民館三層,常年展出731部隊在華進行人體實驗的相關物證。公民館每天免費開放,因此擠滿了上班族和來自習的學生。不過,《環球時報》記者隨機採訪時發現,不僅這些日本民眾從沒去過同一空間內的祈念館參觀,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該館的存在。

“我不知道自習區域旁邊就是和平祈念館。”一名正在備考的日本男生告訴記者,他每週來自習5次,雖然在網上“瞭解過一點關於中日戰爭的歷史”,但因為這部分不是考試內容,所以沒有太多興趣。一名日本女生對記者説:“我幾乎每天都來自習,但從未去過旁邊的祈念館,也不瞭解關於731部隊的歷史。”
7月上旬,《環球時報》記者來到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在樹蔭下,記者看到三三兩兩的學生喝着飲料,還有上班族在小憩。一些人陸續上前參拜鞠躬,“祭拜亡靈”。“行走東京戰爭遺蹟會”會長、前東京新宿區議員長谷川順一對《環球時報》記者説:“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根本不知道靖國神社意味着什麼,以為就是普通的神社,都是因為教科書裏沒有好好教授歷史。”
採訪期間,一位日本資深媒體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的女兒是“80後”,對這代日本人而言,“9·11”事件才是“戰爭”——和恐怖分子的戰爭,而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他的女兒現在是日本一家主流媒體的記者,是日本精英羣體的代表。
日本“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絡21世紀”事務局局長糀谷陽子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舉例説:“如果你問日本孩子們,‘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給了哪個國家’,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美國’,幾乎沒有孩子會提到中國。”
糀谷陽子於8年前退休,此前當了幾十年的中學歷史老師。“日本孩子對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爭了解很不充分。”她説,“比如,很多孩子不知道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不知道9月18日的‘柳條湖事件’(即九一八事變)。一提到‘戰爭’,他們大多會想到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認為那是戰爭的開端。”
日本主流教科書怎樣描述南京大屠殺?
以“南京大屠殺”為例,《環球時報》記者對比了日本幾家主要出版社的教科書中對戰爭史實的不同表述:
“1937年12月,(日軍)佔領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註腳:此時,日軍不斷進行掠奪、施暴,還殺害了許多俘虜和普通民眾(包括女性)(南京事件)。(山川出版社)
“(日軍)佔領了南京。在南京,不僅士兵,許多平民也遭到殺害(南京事件)。”/註腳:這一事件遭到各國譴責,但直到戰爭結束,日本國民都不知情。包括死亡人數在內的整體情況仍在持續調查和研究中。(帝國書院)
“(日軍)擴大戰線,在12月佔領的首都南京,除俘虜外,還殺害了眾多居民(南京事件)。”/註腳:當時,這一事件並未告知日本國民。戰後,審判中提交了當時的調查資料,後續研究發現,部隊及官兵的日記中也記載了各種殺害事例。不過,對於不為人知的殺害事件有多少、整體情況應如何把握等問題,仍有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部分。(日本文教出版)
“1937年年末(日軍)佔領了首都南京,在這一過程中,殺害了包括女性、兒童等普通民眾以及俘虜在內的眾多中國人(南京事件)。”/註腳:這一事件也被稱為“南京大屠殺”。關於受害者人數,儘管進行了各種調查和研究,但至今尚未確定。(東京書籍)

《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除了東京書籍在註腳部分提及“南京大屠殺”之外,其餘教科書全部使用“南京事件”的表述,在提及遇難者人數時都使用“許多”“存在各種説法”“仍在持續調查和研究中”“尚未確定”等表述方式。
“2014年是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那一年修訂了《教科書審定標準》。”糀谷陽子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據此標準,教科書在記述近現代歷史事件中那些“存在不同説法的”數字等內容時,必須表明“沒有達成共識”,不得使用“可能讓兒童或學生產生誤解”的表述。從那以後,幾乎所有教科書都不再寫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人數。
80年的變遷,從“左翼同右翼抗爭”到“向右轉”
日本試圖歪曲歷史的行徑從戰後就沒有停止過。1965年,由已故日本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因記述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暴行、慰安婦制度等史實,被文部省以“表述過激”為由要求刪除或修改。家永三郎認為此舉侵犯憲法保障的教育自由與言論自由,遂提起訴訟。這場訴訟歷時32年(1965年至1997年),是日本戰後最具影響力的歷史認知抗爭事件。
1982年,日本政府決定把教科書中日軍對中國的“侵略”表述修改為“進出”。“我當時特別震驚!”糀谷陽子回憶説,“那一年我剛剛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就趕上這樣一件大事。‘進出’一般就是單純地指代‘進去出來’的意思,而日軍在中國等地的行為就是‘侵略’,改成‘進出’就是在隱瞞事實,這太荒謬了!”年輕的糀谷陽子和其他老師一起批評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中國政府也提出嚴正抗議。
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湧現出一批攻擊“自虐史觀”的羣體,認為在教科書中記載過去的侵略行為是一種“自虐行為”——即自我貶低,會讓孩子們失去作為日本人的自豪感。這羣人於1997年成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並開始撰寫教科書,其中不僅完全不提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等史實,還歪曲歷史事實、美化侵略行徑。
糀谷陽子説,自此以後,日本教科書的歷史記述開始出現整體性倒退。糀谷陽子從1982年就開始參與公民教科書的編寫工作,數十年來親眼見證了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內容的起起落落。她表示,回顧過去80年,日本修改教科書經歷過“左翼同右翼抗爭”的階段,但現在教科書的內容已經明顯向右傾斜了。
日本年輕人渴望瞭解歷史真相
無法瞭解歷史真相會帶來哪些問題?在回答《環球時報》記者提問時,糀谷陽子斬釘截鐵地説:“日本年輕人將意識不到戰爭的嚴重性。”
2014年7月,日本內閣正式決定解禁集體自衞權,那時糀谷陽子還在教授初中歷史課。當天,先是有個男生在課堂上問:“老師,集體自衞權是什麼?是不是意味着要打仗了?”接着,班裏的孩子們紛紛議論起來。糀谷陽子説:“那時我已經50多歲了,於是有個男生就説,‘老師們還好,不用去打仗了’,另一個男生也説,‘老師不用去,但我們可能要去打仗啊’。”
聽到孩子們的觀點,糀谷陽子立刻糾正説:“不是的,一旦發生戰爭,無論男女老少,所有人都會被捲進去。”之後,糀谷陽子一邊給學生們看資料,一邊給他們講戰爭時期侵華日軍在中國等地犯下的暴行。她告訴這羣孩子:“戰爭比想象中的情況更為慘烈,會讓人變得不像人。就算在家裏是温柔的父親、哥哥,當了兵也會毫不猶豫地做出殘忍的事。”
今年88歲的長谷川順一曾3次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跪謝罪,他的父親曾是侵華日軍成員。長谷川順一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學校必須教授歷史真相。每次我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看到中國年輕人都在積極學習歷史知識,而日本右翼卻聲稱‘沒有南京大屠殺’,日本年輕人被誤導,太可悲了!”
在日本高等學府早稻田大學附近,有一個專門為慰安婦而建的紀念館——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這是日本第一座聚焦戰時日軍對女性使用性暴力證據的紀念館。《環球時報》記者在這裏遇到了前來參觀的東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淺野大雅。
淺野大雅告訴記者:“我以前完全不瞭解關於慰安婦的知識,甚至不知道這件事的存在,因為在學校裏從沒學過。”淺野大雅説,他無意間在新聞裏看到,日韓政府正在就慰安婦問題進行磋商,當時就覺得有必要去填補這方面的知識空白。這名18歲的大學生説:“作為年輕人,我們還是非常希望去了解歷史真相的。”
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登字1644部隊”成員後代竹上勝利和《環球時報》記者分享了一個細節:他曾陪同原731部隊少年兵清水英男走進日本中學進行演講。竹上勝利説:“我原本以為他講完我們就可以走了,沒想到學生們在現場提了二三十個問題……在和他們現場交流之前,我沒有想到日本學生對了解歷史那麼感興趣,那麼渴望知道真相!”
糀谷陽子在採訪中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戰後已經80年了,戰後出生的人也已經80歲了,是時候編寫能讓孩子們一起學習正確歷史的教科書了。不瞭解歷史,孩子們就無法真正理解日本國內的狀況和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她表示:“在他們(指日本右翼勢力)的攻擊當中,仍有一股力量在堅守,希望能保護好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