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歐洲“被越頂”焦慮背後的深層癥結

美俄元首會晤8月15日在阿拉斯加舉行。雖然無法坐到安克雷奇的談判桌前，但從12日歐盟26國的聯合聲明到13日的美歐烏視頻會議，歐盟以及歐洲主要大國一直沒有停止協調“西方立場”的努力。其間，歐盟一方面表達自身訴求和團結，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俄烏衝突和歐洲安全等問題上的結構性困境。

顯然，歐洲“被越頂”的焦慮不斷加重，但又不得不面對在美俄博弈面前無能為力的現實。歐洲目前的核心訴求可概括為“參與權”和“利益保障”。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所稱的“協調立場”，本質是防止美俄在阿拉斯加會晤中繞過歐洲，單方面決定烏克蘭的命運。德國媒體普遍擔憂歐洲面臨美俄給予的“強制和平”，而這種擔憂並非毫無來由：本屆美國政府上台以來的“交易外交”風格常令盟伴措手不及，歐洲稍有“不尊”便招致美國懲罰，最終又不得不屈從。

歐盟主要大國不甘心自己的命運由他人決定，強調“外交解決方案必須維護烏克蘭和歐洲重大安全利益”。但這樣的疾呼甚至吶喊難以實質性影響美俄談判走向。俄烏衝突三年多來，歐洲承擔着對烏軍援的重擔，卻在政治解決衝突的進程中日益被邊緣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軍事上，北約體系決定了美國對歐洲安全的絕對主導，歐洲本質上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經濟上，歐洲在能源等領域的對俄製裁一再擴大內部裂痕；外交上，歐盟“全體一致”決策機制嚴重製約行動效率。

儘管如此，“被越頂”的焦慮依然促使歐洲展開“急救外交”。但在此過程中又反覆發出相互矛盾的信號，這折射出歐洲迫切但又無奈的現實處境。

一是安全自主訴求與依附慣性並存。高調宣稱“歐洲利益必須由歐洲人蔘與決定”，但解決問題的希望仍寄託於美俄談判。這種表述反映出歐盟的“安全依賴悖論”：一方面追求戰略自主，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脱北約框架。

二是外交優先與軍事投入的悖論。歐洲近期明顯轉向支持外交解決方案，但同時，歐盟又不斷出台新的對俄製裁措施。給人的印象是，歐盟在和平解決衝突問題上缺乏具體方案。

三是試圖展示聯盟團結，但難掩實際上的分裂。匈牙利缺席歐盟共同聲明，並稱歐洲“不在餐桌上”還“大喊大叫”。加之只有6國領導人蔘與13日的對美視頻會議，這暴露出歐洲團結“不夠完整”。

四是施壓美國與“借力打力”的兩難。歐洲試圖向美國政府傳遞“必須聽取盟友意見”的信號，並藉以向俄羅斯施壓，但這很難奏效。因為在歐洲看來，俄烏衝突是問題的全部，但對美國而言，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美國關注的是如何與俄羅斯做成更廣泛層面的“交易”。

歐洲的這種無力感絕非單純源於實力不足。事實上，圍繞俄烏問題，歐洲根本沒能將自身實力轉化成參與權，更沒機會掌握主導權。背後癥結，主要在於三大結構性缺陷。

其一，制度性低效阻礙戰略實施。歐盟需要27國一致同意才能形成共同外交立場。在俄烏衝突問題上，各國有着不同地緣稟賦和利益訴求，尤其是在涉及能源和經濟利益時，出現矛盾實屬正常。有歐洲智庫就指出：歐盟對俄政策制定平均耗時是美國的3倍，這種效率差距直接導致其在國際談判中喪失先機。

其二，安全架構的“路徑依賴”。北約體系是歐洲長期將防務外包給美國的結構框架，既是安全保障，也是安全限制。儘管歐盟試圖建立自己的防務力量，但其快速反應部隊仍依賴美國情報與後勤支持。歐洲國家多數高精度武器需美國衞星制導，這種技術依賴使其戰略自主依舊停留在“願望”層面。

其三，政治文化難以適應時代變化。歐洲的“共識政治”強調妥協與漸進，這種模式有時難以應對快速變化的危機。歐盟“集體主義”政治架構下缺乏展現持續引領力的領袖式政治人物，一時難以跟上當今世界政治決策格局與實踐的變化。 

歐洲的焦慮吶喊與矛盾信號，本質是其結構性困境的顯像化。安全上依附北約、制度上效率不足加上內部分裂難以彌合，歐洲雖承擔了俄烏衝突的巨大成本卻無力主導外交解決進程，甚至直接被排除在“餐桌”之外。這種困局不僅固化了歐美不對稱關係，更暴露出歐盟戰略自主目標與現實的巨大鴻溝。在動盪頻仍的國際舞台上，歐洲若不能打破安全依賴慣性、破解決策制度限制，其“自己命運由自己掌握”的願景恐怕仍難實現。（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