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研究學者松野誠也接受《環球時報》專訪：希望通過揭露真相推動日本反思

【環球時報赴日本特派記者 邢曉婧 徐可越 王璞】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松野誠也出生於1974年，自費開展侵華日軍毒氣戰、細菌戰等歷史研究長達30餘年。他用鐵證曝光了日本政府長期隱匿有關731部隊歷史資料的行為，還將部分發現捐贈給中國，推動完善對侵華日軍罪行的全鏈條研究。近日，松野誠也在東京接受《環球時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歷史研究者的使命是通過調查研究找出真相，讓世界知道真實的歷史，避免重蹈覆轍。

*環球時報：*什麼樣的契機促使您開始挖掘那些被隱藏的歷史真相呢？

*松野誠也：*我第一次對歷史研究產生興趣是高一那年，當時我偶然在圖書館裏看到一篇關於日軍毒氣工廠工人飽受後遺症折磨的新聞報道，其中引用了已故日本立教大學名譽教授粟屋憲太郎的評論，他是一位通過史料發現並證實日軍曾在中國使用毒氣的歷史學家。

我鼓起勇氣給粟屋教授寫信，希望他告訴我發現的史料詳情。粟屋教授不僅回信耐心解答了我的疑問，還邀請我去他的研究室做客。我曾問過粟屋教授一個問題：“您認為歷史研究者應該發揮什麼作用？”他回答説：“揭示歷史真相”。這讓我深受感動，至今銘記於心，但我認為這樣還不夠，歷史研究者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揭示真相為防止不幸歷史重演打下基礎。

侵華日軍犯下大量秘密罪行，我的使命就是通過調查研究揭露真相，讓世界知道真實的歷史，以此推動日本社會對戰爭問題進行反思，避免重蹈覆轍。

*環球時報：*為何日本政府對731部隊罪行等歷史事實進行遮掩？

*松野誠也：*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侵華日軍確確實實犯下了細菌戰、毒氣戰等極其殘忍的戰爭罪行，現在還有很多人不願意承認。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説，我們必須謙虛地接受歷史事實，不能對歷史傲慢，更不能有虛假歷史。遺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層面對待歷史問題依然含糊其詞，這是個大問題。

和所有國家一樣，日本無法獨自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日本應正視歷史，這是開展和平外交的基礎。

*環球時報：*您是如何挖掘和發現新證據的？

*松野誠也：*我從研究生時代起就頻繁出入資料館、圖書館等地，從早到晚查閲各種資料。那時也沒有智能手機，複印資料的費用高昂，我就全部手抄下來。雖然辛苦，但是一邊抄寫，一邊理解，最後都記在腦子裏。

通過大量查閲與侵華日軍有關的史料，我逐漸摸索出了一些規律：什麼樣的標題大致是關於什麼樣的內容、其中內容大致屬於什麼層級。有些資料一開始覺得沒那麼重要，但後來在查看其他內容時才意識到此前文件的重要性。現在我基本可以從標題判斷出一份資料的價值。

以731部隊為例，普通人查找相關資料可能會以“731部隊”或“石井四郎”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但這種方式只能搜索到文件標題裏含有這些關鍵詞的資料。這種資料比較少，往往也不會包含重要信息。但請看一下這份資料《昭和15年（軍事秘密）基於昭和15年軍備變更的編制（編制改正）詳細報告（其二）》，一般光看標題不會認為這和731部隊有關，但我能從標題判斷出這份文件肯定含有重要信息。

昭和15年（即1940年），正是日本陸軍大幅擴充軍備之時，731部隊最初名為“關東軍防疫部”，1940年7月擴編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也就是説，1940年的擴軍導致731部隊“升級”，瞭解這個背景才能推測出這份資料或許含有關於防疫部變動的重要線索。

就是在查閲這份資料時，我發現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職員表》，作為1940年關東軍編制的軍事機密文件，它首次以日軍官方文本確證了731部隊的組織架構，詳細記錄了改編後455名軍官、高級文官的姓名與職銜，包括隊長石井四郎及各部門核心成員，填補了此前僅依賴戰犯供述和證言的研究空白。歷史資料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串聯起來便可以成為解開過去謎團的鑰匙，讓歷史愈發清晰。

*環球時報：*在揭示日本軍侵略歷史時，您的新發現發揮了哪些關鍵作用？

*松野誠也：*在我發掘的資料中，我對兩份資料的感情尤其深，它們揭開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歷史事實。第一份就是剛剛提到過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職員表》，該文件首次展示了731部隊雖然在1940年存在129人的缺額，卻仍在同年9月倉促發動大規模細菌戰。軍隊通常需要人員齊整才能行動，但731部隊卻在體制未順的狀態下急於施暴，暴露了日軍細菌戰的瘋狂與非人道本質。

另一份資料《迫擊第五大隊毒氣戰詳報》則證實了日軍毒氣部隊在中國戰場使用糜爛性毒氣的罪行。該詳報記錄了1939年7月日本迫擊第五大隊在山西作戰時，對中國軍隊發射231枚可強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紅彈”與48枚可令皮膚及黏膜潰爛的“黃彈”的實戰數據，非常珍貴。

證言當然很重要，但隨着時間的流逝，證言存在記憶模糊的問題，所以必須不斷挖掘歷史資料，以驗證證言是否屬實，或者對證言形成補充，從而更加接近真相。

*環球時報：*您為什麼會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資料捐贈給一些中國機構？

*松野誠也：*我將《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職員表》捐贈給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還向廣東省檔案館捐贈了相關資料，包括首次證實日軍為製造假幣掠奪國民黨政府法幣印刷機的日語檔案史料，以及入侵廣東的日軍第104師團的相冊等。 

這些新發現不僅對我個人很重要，對於中國也很重要。我認為以民間身份、獨立於政府進行這樣的和平交流，有助於加深日中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建立信任關係。我的願望是“日中友好、日中不再戰”，我希望通過這些努力實現這個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