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推動世界經濟從“薄弱”到強韌，該怎麼做

編者按：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一些機構的評估顯示，世界經濟在關税壁壘和地緣動盪等複雜因素下展現“薄弱韌性”。這種韌性從何而來？如何才能從“薄弱”變得強韌？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周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餘翔：*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

*廖崢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加徵次級關税將打開“潘多拉魔盒”

周密

美俄阿拉斯加峯會結束後，美方表示目前暫不考慮對與俄羅斯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加徵關税，但同時放風“可能不得不在兩三週後考慮這個問題”。可見，美方並未就此放下次級關税威脅的大棒。況且，美國政府之前已經以印度大量購買俄石油為由，宣佈對印加徵25%的次級關税。次級關税，又稱“二級關税”，這個看似眼熟實則特殊的“武器”，繼續被華盛頓擺在桌面上。

説它熟悉，是因為美國頻繁對外實施次級制裁，限制第三國的組織或個人與美國製裁的對象進行金融和貿易往來。之所以與直接針對制裁對象的初級制裁不同，是因為次級制裁有四個“不”：相關主體不屬於美國人，相關交易與美國人無關，相關交易沒有使用美國的金融系統，相關貨物的美國含量未超過限定。從法律管轄權的角度看，次級關税屬於典型的“長臂管轄”，侵犯和干預了其他主權國家正常的商業活動。而不熟悉，則是因為“次級關税”這一術語在美國法律體系中幾乎從未出現過，在法理和實施案例中難以找到根據。若按美國現在的説法，次級關税在管轄範圍上從特定產品、實體和行業大幅拓寬至所有貿易（包括進出口），在制裁手段上從罰款、禁止美國人與其進行經貿往來等轉變為大幅加徵關税，則很可能對國際貿易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與“對等關税”類似，美國政府可能會引用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在所謂“國家緊急狀態”下對任何國家、個體或實體採取凍結資產、限制出口、實施制裁等措施。或者，美國政府還可能會以2017年《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作為實施次級關税的法理依據。無論採取哪種方式，次級關税都將打開單邊主義的“潘多拉魔盒”，其使用的場景、理由、效率、税率和隨意性都可能不斷加劇。事實上，這種單邊主義措施違反了多邊規則體系的基本承諾，不僅導致“國家安全例外”的濫用，更直接損害各方承諾“約束性關税”的基本條件，破壞全球供應鏈和市場價格體系的穩定性，進一步增加市場對相互協同與合作的擔憂。

根據聯合國數據庫，俄烏衝突爆發前的2021年，俄羅斯出口4923.1億美元，涉及4359類產品和199個貿易伙伴；進口2935.0億美元，涉及4384類產品和219個貿易伙伴。俄烏衝突爆發後，俄羅斯的對外貿易發生較大變化，可貿易商品的類別因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市場等因素影響，短期內可能變化不大，但因制裁和雙向限制，貿易伙伴相對減少。如果美國次級關税大範圍實施，相關國家將不得不權衡與美國和俄羅斯的貿易關係和利益。對於具體的貿易主體來説，其業務不一定同時涉及美俄，但各國政府基於更復雜的考慮可能被迫減少對俄貿易規模。那樣一來，俄羅斯的經濟以及俄主要貿易伙伴的利益都將受到直接衝擊。

作為全球油氣資源的重要供應方之一，俄羅斯能源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不容忽視。如果美國次級關税更大程度落地，俄羅斯在全球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上的影響力可能會被削弱。雖然從閒置產能來看，沙特等歐佩克（OPEC）成員仍有充分的保障能力，但總量供給不存在缺口並不意味着市場可以自動實現新的平衡。且不説OPEC會選擇增產保供還是限產提價還很難説，即便願意填補市場供給缺口，各方要想建立替代性能源供求網絡，包括物流、商業談判、能源品質管理等大量工作都還需要時間。到頭來，美國加徵次級關税的做法只會給全球能源市場以及更廣泛層面的多邊貿易體制造成新的衝擊和破壞。

美國面臨“四大反噬”

餘翔

美國政府在4月2日宣佈加徵高額“對等關税”之後，很快又煞費苦心推出所謂“次級關税”，將其作為“美國優先”工具箱中新的對外施壓工具。這不僅影響了美國貿易政策的格局，也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博弈中引發廣泛爭議。

次級關税本質上是為阻撓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個人與目標國家進行經貿活動而加徵的額外關税。在此之上，美國貿易法的多項專項工具已被重新激活併疊加使用：“301條款”（《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針對所謂“不公平貿易與知識產權”問題；“232條款”（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鋼鋁、汽車、醫藥等關鍵行業的進口；“201條款”（《1974年貿易法》的第201條）相關保障措施在本國“產業受損”時提供臨時保護。這些工具彼此獨立又相互配合，通過海關執行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進一步強化徵收力度，使得美國關税呈現“普遍+定向+專項”三層並行的形態。

美國這套多層疊加但又保留一定彈性的動態體系，短期目的在於增加財政收入和貿易談判籌碼，但中長期代價巨大，將會導致美國消費成本上升、經濟增速放緩、投資受抑和金融條件趨緊等。

美國高額關税的實施效果高度依賴目標國家、商品範圍、豁免政策等執行細節。這套關税體系對美國經濟具有顯而易見的反噬作用。第一，物價上漲。定向高關税直接推升相關進口品價格，並通過供應鏈傳導至其他行業。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估算，美國關税政策可能導致2025年美國整體通脹率上升2.3%，相當於給美國每個普通家庭造成3800美元的損失。

第二，消費與投資縮減。價格上升削弱居民購買力，同時增加企業原材料和設備成本，抑制投資意願。數據顯示，2025年所有關税（包括初級和次級關税）導致美國平均有效關税率增至18.3%，為1934年以來最高水平。這將導致2025年和2026年美國實際GDP增長率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長期GDP減少0.4%；美國失業率到2025年底將上升0.3個百分點，到2026年底上升0.7個百分點，就業將減少49.7萬個崗位。其中的次級關税，類似對印度因購買俄羅斯石油而加徵25%關税，將推高全球能源價格和阻斷產業鏈供應鏈，間接加劇通脹和生產成本。

第三，抑制出口。貿易伙伴的報復性關税往往針對美國農產品、製造品和能源出口，降低美國國內相關產業的收入。相關測算顯示，對中、加、墨的初級關税將導致美國的實際收入到2028年下降大約1%，主要原因是中間品成本上升和出口競爭力下降。

第四，干擾金融與市場預期。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市場波動性，提高了企業的風險溢價和融資成本。由於美國挑動關税衝突和貿易摩擦，美國以及全球股市都已出現多輪劇烈震盪。如果新推出的次級關税措施範圍進一步擴大，國際金融市場可能面臨更加劇烈的調整壓力，美元匯率短期波動或將加劇全球資本流動的不穩定性。

不斷加碼的關税表明，美國貿易政策已經徹底從防禦性轉向進攻性，其根本目的在於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按照美國意願進行調整，進而服務於其全球地緣政治戰略。以品目繁雜、層層疊加的關税撬動地緣政治目標，短期內或許能為美國爭取所謂的“談判優勢”，但這一政策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極易引發貿易伙伴的報復。關税層層加碼將加速美國與其他經濟體貿易關係的重塑，也將進一步在全球範圍內加劇地緣經濟博弈。高昂的經濟成本與潛在的報復風險勢必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並加劇全球經濟碎片化和對抗性的風險。

韌性“薄弱”但彌足珍貴

廖崢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久前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小幅上調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IMF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持續面臨不確定性，但仍保持“薄弱韌性”。在美國對外濫施關税和構築貿易壁壘等複雜因素影響下，世界經濟展現出的這種韌性，多多少少出乎一些經濟觀察人士意料。

美國加徵關税前的進出口前置效應，即相關企業在關税上漲之前提前囤貨；幾經延期和波折頻生的談判之後，美國“對等關税”破壞性依然嚴重，但實際税率較之最初估計有所下調；新興市場增速整體上升0.4%，形成“增長替代”；全球通脹持續下降至目標水平，提升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部分主要經濟體保持財政擴張和總體增長態勢……這些因素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得以暫時頂住衝擊的主要原因。不過，潛在的更高關税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下行風險繼續存在。

回顧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關税始終是自由多邊貿易原則與單邊保護主義操作相互博弈的膠着地帶。當前美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揮舞“關税大棒”，試圖以此增加財政收入、削減貿易赤字、保護本國相關行業以及促使製造業迴流，或者乾脆將關税“工具化”“武器化”以達到某些政治目的。但從長期來看，關税措施的負面效應“雖遲但到”，未來都將不可避免地逐步顯現，其中包括成本傳導和轉嫁效應，即本國企業生產成本將會出現較大幅度增長，美國消費者將承擔生產和關税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另外還會阻礙資金、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遲滯相關行業技術升級，阻斷全球產供鏈和價值鏈，加劇世界經濟碎片化等。放長觀察時限，關税壁壘的短期“保護”作用呈明顯的邊際遞減趨勢，對於個體乃至整個多邊貿易體系的長期破壞效應卻會不斷積聚。

隨着美國加徵關税的破壞性更大程度顯現，國際市場上以突擊下單、提前囤貨等來規避關税衝擊的“透支行為”逐漸失效，再加上地緣政治緊張持續延宕，世界經濟如何才能繼續保持這種哪怕“薄弱”但極其珍貴的韌性？如何讓這種韌性變得更加強勁？

其中一個核心原則，就是繼續堅持自由貿易和開放合作，尤其是堅決抵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思潮抬頭和各種逆全球化操作。雖然遭遇一定的逆風，但經濟全球化仍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特徵和長遠趨勢。商品、信息、技術、人員和資金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有利於促進國際分工與協作，也使各主要經濟體在相互交融中實現更大程度的發展。當然，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和結果並非盡善盡美，但這不能構成世界反全球化和“開倒車”的理由。世界各國應該順應歷史大勢，推動經濟全球化向着開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健康發展。

當前，全球經濟活動正因美國大幅加徵關税而面臨扭曲。不過，遭受關税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一方面與美國進行關税談判，儘量減少美方關税霸凌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進行力所能及的抵抗和反制。與此同時，各主要經濟體積極尋求拓展美國之外的市場，加快區域、跨區域、次區域或其他雙多邊合作，在產業鏈供應鏈層面謀求“繞開美國”“去美國化”，稀釋美國關税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正如IMF所説，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為全球經濟注入重要動力。儘管世界經濟前景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中國經濟穩定增長一如既往地為全球經濟提供着堅實支撐。事實上，在IMF最新這輪全球增長預期上調中，中國經濟增速獲得最大幅度提升。其中原因，除了當前階段中美關税博弈強度暫緩，還有中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強勁，抵消並超出對美出口的下降，國內財政措施為消費提供越來越多支持，科技創新領域的發展形成重要增長動力等。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穩定器和增長引擎的角色，也對中國堅決反對濫施關税等保護主義行為、致力於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等立場深表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