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引領清潔能源發展，中國做對了什麼

*編者按：*近日《紐約時報》將中國在清潔能源行業的躍升概括為“從模仿到創新的轉變”，強調中國在技術實際應用和全球供給體系中發揮日益關鍵的作用。中國靠什麼實現了這一巨大進步？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洪  勇：*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

*林伯強：*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講席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朱克力：*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知名經濟學家

制度優勢助推躍升，實現全球領先

洪   勇

回顧過去二十年，我國清潔能源發展的軌跡，最突出的特徵是戰略前瞻性與政策連續性。

從“十一五”提出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標，到“十四五”明確“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20%”，再到“雙碳”戰略為清潔能源產業指明長期方向，我國始終以頂層設計引領產業演進。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體制，確保了政策目標的穩定性，為企業提供了清晰的預期，避免了因政策搖擺帶來的投資風險。

相比之下，歐美清潔能源發展在政策更迭中往往出現“拉鋸戰”：補貼時而慷慨、時而削減，導致企業投資預期不穩，市場波動劇烈。我國的制度優勢在於能夠跨越選舉週期的短期考量，以五年規劃乃至三十年“雙碳”目標形成長期路徑圖，為全社會建立了清晰的發展座標。因此，從模仿到創新，我國清潔能源產業的躍升並非偶然，而是制度型戰略前瞻性的必然結果。

清潔能源是典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早期投資高、回收週期長，若沒有配套的金融支持，很難突破“初始瓶頸”。我國在這一領域展現的制度優勢，正是通過金融體系與產業政策的緊密對接，形成了資本與創新的雙向賦能。第一，政策性金融提供了穩定“壓艙石”。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等長期為光伏、風電、電動車等重大項目提供低息貸款和融資擔保，使企業敢於在高風險階段進行技術研發和產能佈局。

第二， 綠色金融制度加速了資本市場的“綠色轉向”。自2016年起，我國率先建立綠色金融體系，推出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碳中和債等多層次產品。2024年，我國綠色信貸餘額超過30萬億元，綠色債券發行規模佔全球近一半，為清潔能源企業提供了持續不斷的資金來源。

第三，我國金融政策具有工具箱式創新。例如，人民銀行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商業銀行可以通過低成本再貸款形式支持企業開展碳減排項目，直接將貨幣政策工具與綠色目標掛鈎。這種機制不僅降低了融資成本，還通過政策導向引導市場資源流向綠色產業。

對比來看，不少國家在綠色投資中高度依賴私人資本，缺乏公共金融的支撐與風險分擔機制，導致項目落地速度較慢。我國的制度優勢在於能夠通過政府主導的金融架構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實現資本快速集聚、成本有效下降，為清潔能源產業化提供堅實保障。

如果説戰略規劃與金融支持構建了清潔能源發展的“頂層設計”和“資金血脈”，那麼政企協同則是推動產業體系成型的“加速器”。我國清潔能源崛起的一個核心特徵，是政府與企業形成了“方向一致、分工互補”的關係。

一方面，政府通過政策工具精準扶持產業鏈關鍵環節。例如在新能源汽車產業中，財政補貼最初側重於推動市場培育和消費普及，而在行業成熟後則逐步轉向支持電池回收、氫能燃料等前沿領域。這種動態調整，使產業鏈能夠在不同階段獲得針對性支持，避免“一補到底”的低效。另一方面，企業則在制度保障下釋放出巨大的創新活力。比亞迪、寧德時代等企業不僅在技術上不斷突破，還在規模化生產中將成本降至全球最低，進而反哺產業競爭力。這種企業創新與政府政策的良性互動，最終塑造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生態”——上游原材料、中游裝備製造、下游整車應用，形成了明顯的產業集羣優勢。

此外，制度優勢還體現在跨區域的政策協同。各省市在新能源佈局上各展所長，如內蒙古、甘肅的風電光伏大基地，長三角的儲能和動力電池研發，粵港澳大灣區的新能源車出口與港口配套。中央政府通過“全國統一電力市場”建設和跨省特高壓輸電網絡，把分散的區域優勢匯聚為全國性的整體優勢，這在高度分散的國際市場中難以複製。

從前瞻性規劃到金融政策支持，再到政企協同發展，我國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軌跡表明，制度優勢不僅是保障，更是“驅動”。未來，隨着“雙碳”戰略的深入推進，制度優勢將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釋放潛力，不僅推動我國能源結構優化，也將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貢獻更為堅實的力量。

依託市場需求，延伸新能源技術創新

林伯強

全球能源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轉型，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從現實表現來看，中國清潔能源技術創新之所以能夠快速演進，是政策、科研與市場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市場機制所提供的持續性激勵和淘汰約束是推動創新躍升的核心條件和重要驅動力。

回顧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競爭性市場在其中發揮了基礎性的導向作用。隨着光伏、電池、風能等行業迅速擴張，清潔能源行業主體數量快速增加，原有通過“模仿—降成本—擴大產能”獲取比較優勢的方式逐漸難以為繼。企業要在競爭中獲得穩定的市場份額，必須依靠自主知識產權，這種內在壓力促使企業持續加大研發投入，以掌握材料體系優化、新型結構設計和效率提升等關鍵技術。在行業補貼逐步退出後，低效率企業被加速淘汰，高效率創新主體不斷將部分前沿科研成果轉化為可商業化的產品，由此構成了市場主導下的動態創新篩選機制。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市場的巨大規模為技術迭代提供了高效的應用反饋機制，具有大規模需求的終端市場可為企業創造持續的試錯環境。以動力電池為例，電動汽車銷量的快速增長推動企業不斷完善電池熱管理、循環壽命和安全性控制方案，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大量針對性技術積累和工程化創新能力。光伏技術迭代路徑同樣呈現出很強的市場驅動特徵：在分佈式光伏迅速普及的階段，用户對組件效率、低衰減性能和輕量化設計的需求成為推動企業改進產品的直接動力，企業圍繞實際需求開展的持續優化，快速進入到規模量產並實現成本下降的循環之中。可以説，國內市場不僅提供了擴大生產的空間，更為創新提供了現實的技術需求來源和反饋渠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市場力量通過資本市場進一步加速了清潔能源行業創新的擴散和深化。近幾年伴隨新能源成為資本市場的持續熱點，大量社會資本湧入清潔能源領域，不僅改善了企業在研發投入方面的資金約束，同時形成了市場化評價動力機制。企業能否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創新能力和技術壁壘的強弱，由此推動企業主動調整資源投向，從“生產導向”向“創新驅動”轉變。在此基礎上，企業通過優勢技術吸引資本，再通過資本的反哺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形成“創新—資本—再創新”的自強化路徑。

隨着全球清潔能源需求的不斷擴大，市場驅動效應也在國際層面持續顯現。中國清潔能源企業在參與全球競爭過程中逐步意識到，只有通過提升核心競爭力、增強技術標準掌控力，才能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穩固地位。因此，無論是寧德時代在歐洲建立研發基地，還是光伏組件企業在中東和拉美拓展應用市場，本質上都是以全球市場需求為依託的創新延伸行為。國外市場的多樣性需求成為企業二次創新的重要來源，促進企業在不同制度環境和應用場景中進行適應性技術調整，進一步提升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技術適配能力和創新主動性。在這一過程中，企業逐步積累了面向不同市場的技術解決方案，擴大了技術創新成果的應用範圍，也為形成全球清潔能源技術公共產品奠定了基礎。

總體來看，中國清潔能源領域的創新躍升不僅來源於政策驅動，更是制度引導和市場機制深度結合的結果。充分競爭的市場格局，為技術創新持續施加着外部驅動力；龐大的市場需求，則為技術的實際應用與效果反饋開闢了廣闊天地；資本市場通過強化優勝劣汰機制，不斷篩選並激勵着優質創新；而國際市場的反饋信息，更在持續拓展着創新活動的邊界與可能。展望未來，隨着新興技術不斷湧現，市場力量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持續增強，並在推動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實現從“技術追隨”向“系統性引領”轉變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追隨者到創新生態的構建者

朱克力

當《紐約時報》以“從模仿到創新”定義中國清潔能源崛起時，其觀察觸及了一個重要現象，但未能深入這場變革的底層邏輯。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技術跨越，顯然不是簡單的線性追趕，而是一場以系統工程思維構建的創新生態之變。

回望來路，中國清潔能源的技術突破呈現出了清晰的躍遷。早期階段，通過引進消化吸收，迅速構建起產業基礎能力。這並非終點，而是創新的起跑線。以動力電池為例，在掌握基礎工藝後，中國企業沒有止步於此，而是直面續航焦慮與安全痛點，在電化學體系、結構創新與製造工藝上持續縱深推進。當某些西方企業滿足於既有方案時，中國工程師已在材料層級重新定義性能邊界，通過顛覆性設計降低對昂貴原材料的依賴。這種以問題為導向、直擊產業痛點的技術縱深推進，使創新成果迅速轉化為產品競爭力。

這與新質生產力的內核高度契合。新質生產力強調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質變，其本質是技術要素與產業生態的深度耦合。在清潔能源領域，中國正將傳統“專利叢林”轉化為“創新雨林”：政策精準滴灌基礎研究與共性技術平台，市場機制高效配置人才與資本要素，企業則在技術與產業融合轉化中扮演關鍵樞紐。例如，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對電池能量密度的嚴苛需求直接觸發電化學體系革新，對分佈式能源的靈活調用則倒逼智能電網技術迭代。這種“需求牽引研發、場景驗證技術、市場反哺創新”的閉環，正是新質生產力在能源領域的生動體現。

中國清潔能源創新的獨特優勢，在於構建了高度協同的創新生態網絡。政府以戰略耐心搭建基礎設施與共性技術平台，學界聚焦前瞻探索與人才培養，企業則憑藉敏鋭的市場嗅覺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大規模應用。這種“產學研用金”的緊密耦合，顯著降低了創新的試錯成本，加速了技術迭代週期。當某項光伏新材料在實驗室初露曙光，產業資本與中試平台便迅速介入；當低空經濟對新型電池提出輕量化需求，研發資源便快速向此傾斜。這種高效協同的生態，使中國清潔能源創新擺脱了單點突破的侷限，形成了覆蓋材料、工藝、裝備、系統的全鏈條突破能力。

龐大的本土市場，為中國清潔能源技術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創新壓強與迭代熔爐。本土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淬鍊技術，複雜多元的應用場景催生適應性創新。海上風電的防腐需求倒逼材料升級，分佈式光伏的安裝環境激發輕量化設計，多樣化的氣候條件則成為技術可靠性的天然試金石。這種“需求—研發—應用—反饋”的閉環，使技術進化始終緊貼市場脈搏。更關鍵的是，規模化應用帶來的成本快速下降，使先進清潔技術產品從實驗室珍品變為可負擔的解決方案，進一步加速了技術普及與再投入的良性循環。

面向未來，中國清潔能源創新的真正考驗，在於能否持續引領基礎研究與前沿技術的突破。當產業逐漸進入“無人區”，原創性探索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可控核聚變、新型儲能、智慧能源網絡等前沿領域，需要更深厚的基礎科學支撐與更長週期的投入。這要求創新生態進一步升級：強化對“從0到1”研究的制度性保障，鼓勵跨學科深度交融，構建更開放的全球科研合作網絡。同時，創新倫理與可持續性必須融入技術基因，確保技術躍遷始終服務於人類福祉與地球永續。

從技術追隨者到生態構建者，中國清潔能源的崛起無疑揭示了一條重要經驗：可持續的技術領導力，根植於系統化的創新生態培育，而非孤立的技術突破。當創新網絡的節點持續增強、連接日益緊密、循環不斷加速，技術躍遷便擁有了不竭的動力源泉。這不僅是中國清潔能源的成長密碼，也為全球綠色轉型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創新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