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萌萌：德國對以政策發生根本轉折？

隨着加沙地帶局勢日益嚴峻，多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其中就包括德國。8月14日，德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呼籲以色列政府停止推進在約旦河西岸“E1區”建設定居點的計劃，警告此舉違反國際法。此前，德國政府已多次對以施壓，德國總理默茨還於8月8日宣佈暫停向以色列出口用於加沙地帶的武器。那麼，德國政府部分停止供應武器等一系列動作，是否意味着二戰後德以“特殊”關係發生根本轉折？

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發動對以襲擊後，德國宣佈“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行使自衞權。這一立場在當時與多數歐洲國家一致。是年德國對以武器出口激增，總價值達3.26億歐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對以第二大武器供應國。然而，時至今日，加沙地帶衝突已造成超過6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為平民。殘酷的現實與注重人權規範的德國外交形象嚴重脱節，冷戰後致力於平衡阿以關係的德國中東政策也因此陷入失衡狀態。德國面臨的內外壓力劇增，不得不開始在各方壓力中反思對以“無條件”支持政策。

就外部環境而言，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對以不滿情緒不斷上升。目前，西班牙、挪威、愛爾蘭、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已明確宣佈承認或計劃承認巴勒斯坦國，並且隨着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不斷惡化，歐洲各國已加強對以施壓，並加大對加沙的緊急援助。無論是主張人權道義的德國“文明力量”定位，還是強調積極參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建構力量”角色，都要求德國和歐洲盟友並肩而行，促使歐盟在外交與安全上團結一致。這超出了德國在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自我利益主張。為此，在歐洲國家紛紛施壓以色列停止加沙軍事行動之時，德國難以再憑藉德以“特殊關係”繼續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另外，德國國內還有半數以上的民眾支持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這也給德國政府帶來了巨大壓力。

雖然德國對以政策有重大轉變，但是判斷德國對以政策是否發生根本轉折，需要回歸德國在巴以問題上的核心主張。首先，德以“特殊關係”意味着德國需確保以色列行使自衞權，這已成為德國的原則性主張。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屠殺約600萬猶太人，戰後德國政府基於“對以色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確定了堅定確保以色列國家安全的立場。這一立場也促使德國拒絕了歐盟此前因加沙人道主義危機而提出的對以制裁的建議。其次，德國支持巴以雙方都接受的“兩國方案”談判。在以色列決定“接管”加沙之前，德國一直維持相對中立的態度，要求巴以先達成停火協議，再繼續討論“兩國方案”。德國的立場主張哈馬斯釋放人質以及巴以停火，並始終將承認巴勒斯坦國視為實現“兩國方案”的最後步驟。

從以上角度看，德國暫停對以輸出部分武器等措施並沒有改變上述兩個原則。一方面，德以安全合作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德國將以色列國家安全視為德國“國家理性”的基本國策，德國暫停向以色列出口的是“可能被用於加沙地帶”的武器，但德國並沒有暫停對以色列出口用於國土防禦的潛艇等海軍軍備。另一方面，德國暫停向以色列輸送部分軍備的作用有限。畢竟，美國是以色列最大武器供應國，佔69%，遠高於德國供應占比的30%。

綜上所述，德國暫停向以色列輸出部分軍備並不代表對以政策發生實質性轉折。然而，相關決策已經引發德國政治與社會意見分歧。即使近七成民眾支持聯邦政府停止或限制對以武器出口，但德國社會中的以色列團體表示強烈抗議。此外，德國政壇內部意見並不統一。默茨的決議得到社民黨支持，但另一執政夥伴基社盟主席索德爾批評默茨未經充分溝通而倉促決定，對基社盟沒有充分參與而表示不滿。此外，左翼黨與綠黨還期待默茨政府在承認巴勒斯坦國與限制對以武器出口問題上能夠“更進一步”。對以政策的立場分歧再度凸顯德國社會與政治意見的碎片化趨勢，可能導致德國在外交與安全上面臨的問題進一步增多，德國發揮歐洲領導作用的能力面臨諸多挑戰。（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