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主義將給世界帶來什麼？美智庫專家：1930年代的美國曆史裏有答案

全球諮詢公司Difference Group創始人、美國智庫印中美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丹·斯泰恩博克8月12日在《中國日報》撰文稱，美國政府錯誤地挑起關税戰，不僅阻礙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也加劇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令人不禁想起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勢力膨脹前的國際環境。

美國政府不應重蹈覆轍

文章指出，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政府選擇了一條已被歷史上的黑暗一頁證明行不通的道路。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美國實現了高速發展，然而緊隨其後的是大蕭條。1929年，猶他州共和黨人、參議員斯穆特與俄勒岡州共和黨人、眾議員霍利以保護就業和農民為由，發起旨在全面提高各類進口產品關税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儘管遭到1000多名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的反對，胡佛政府仍然在1930年6月簽署該法案。

遺憾的是，《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未能保障就業、提振經濟，而是適得其反。隨着主要貿易伙伴徵收報復性關税，美國在大蕭條期間的進出口額減少了一半以上。與此同時，國際摩擦為德國納粹黨上台鋪平了道路。

《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是對經濟危機的錯誤應對，雖然在短期內取得一定效果，從長期來看卻導致美國蒙受更多損失。它並未促進美國的穩定與繁榮，反而導致局勢愈加動盪、經濟更加不景氣。

總而言之，該關税法加劇了大蕭條，引發了全球市場混亂，導致經濟衰退持續更長時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

加徵關税同經濟全球化背道而馳

文章進一步表示，美國本屆政府的第一輪關税戰屬於傳統貿易戰，主要針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波及價值1.4萬億美元的商品。第二輪關税戰始於“對等關税”政策，這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行徑，存在嚴重缺陷和計算錯誤，充斥着脅迫性、不正當性和誤判問題。

白宮隨後宣稱“各國都想與美國達成協議”，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對等關税”引發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拉開了第三輪關税戰的序幕。

在美國的關税攻勢下，許多經濟體被迫與其達成協議。短期內，此類脅迫手段可能會給美國經濟貢獻成百上千億美元；但從長遠來看，這類行徑將讓美國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同時也將破壞全球化進程，侵蝕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

一旦關税戰的負面影響全部浮出水面，全球經濟前景勢必更加暗淡。雪上加霜的是，白宮正千方百計掩蓋關税政策的破壞力，為此不惜解僱那些監測經濟數據的經濟學家，取而代之的是極端保守的理論家和數據操縱者。

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從1950年到2008年，在技術進步、運輸成本降低以及離岸外包的基礎上，全球化進程加速了各國經濟融合。與此同時，該進程還推動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經濟大國乃至整個“全球南方”的崛起。

令人遺憾的是，21世紀10年代末，逆全球化導致“全球南方”國家經濟增速放緩。如今，逆全球化引發的全球經濟碎片化正在抑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崛起。

（英文原文刊發於《中國日報》智享匯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