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傑：在邊境感受中俄貿易現狀

7月底到8月中旬，我有幸參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組織的團隊，沿着中俄邊境線路，對沿途的歷史遺蹟、風土人情、口岸貿易進行了為期14天的深度調研。整個行程近3000公里，幾乎走遍祖國這隻雄雞的大半個雞冠，獲取了大量直觀且鮮活的經驗材料。此次調研主要聚焦俄烏衝突後的中俄邊貿現狀，我嘗試以此為切入點，來談談此次邊境行中看到的當下邊貿商品結構等實際情況，以及這些對激發口岸經濟活力的具體影響。

通過對沿途5個邊境口岸的調研，我們發現，中方對俄出口主要集中在汽車、拖拉機、電子產品（電腦/手機）、工業設備、輕工製品（玩具/服裝/鞋類）等，而同時亦能感受到俄烏衝突對邊境貿易的影響：俄方入境人員的購買力明顯下降，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明顯增強。以往俄羅斯民眾更喜歡豐田、現代等日本、韓國車，但因衝突發生、西方制裁，即便購買這類車也難獲後續維修服務，所以，他們轉而購買中國汽車，特別是國產的二手汽車。衝突前，俄羅斯往往將優等農產品、奢侈品出口到西方國家，但現在大多選擇賣給中國，且價格更為便宜。我們在調研中就注意到，俄產蜜蠟產品的價格，較之衝突發生前已下降2/3。

俄方出口中國的產品主要集中在兩大門類：以石油、礦產、糧食、木材為主的大宗商品和以糖果、蜂蜜、水產為代表的農副產品及加工製品。俄羅斯初級農副產品的品質都比較優良，海蔘、鮑魚、龍蝦等基本都是野生的。又因採用歐標，對加工製品（如肉腸、列巴、醬油等）的品質要求非常高，食品添加劑用得極少。當然，俄羅斯農副產品及加工製品的質量相對有保障，一方面得益於其嚴格的法律法規，另一方面或許也與當地產業鏈的發展特點有關：在複雜加工領域的延伸程度有限，從而減少了不必要的品質風險。

基於這樣的中俄貿易整體結構，邊境的口岸城市大多圍繞進口的資源來進行產業佈局，只是這樣的佈局往往帶來一個問題，即難以出現勞動密集型產業，繼而無法吸納足夠的就業人口。以往的認知是，需要調整產業結構。然而，沿途的訪談與座談，令我意識到這樣的想法不太具有現實基礎。在石油、石化、農墾以及林業帶來的收益反哺地方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東北地區很難發展起勞動密集型產業。

相反，未來可行的努力方向或許應當是，因勢而為從“通道經濟”轉型為“口岸經濟”：將既有圍繞進口商品發展起來的行業做精做尖。比如綏芬河主導產業是木材落地加工，只是既有的加工大多是粗加工，產業鏈條相對較短（只能製作傢俱和地板），可以考慮提高加工設備的科技含量，將從俄羅斯進口的針葉類板材通過深加工，最終制成用途廣泛、具有高附加值的絕緣紙。同樣，綏芬河的糧食進口加工業亦存在類似問題，產業鏈條相對較短，大多侷限於低附加值的飼料、糧油，可以進行更大的科技賦能，生產出具有高附加值的蛋白質粉。調研中，先後參訪了綏芬河自貿區一家蜂蜜深加工企業和東寧市一家木耳運營中心，兩者皆進行了有益的先行先試。前者通過對俄產蜂蜜直接發酵，製成蜂蜜酒；後者從俄羅斯進口木屑培育木耳，依託科技對其進行深加工，生產出諸如木耳糖、木耳醬、木耳飲料、木耳粉絲等20多種產品。

換言之，邊境口岸城市需要因地制宜找準自身定位。與其改變既有產業佈局，不如腳踏實地深化既有的產業結構，藉助科技的力量，推動進口商品的深加工與精加工，使得產業鏈條變得更長，產品更具高附加值。

毋庸置疑，東北邊疆的發展需要科技的支持，也需要相應的科技人才。只是以專利形式呈現出的科技創新，大多傾向在產業鏈條更為完整、經濟更為發達的南方地區進行轉化。科技、人才的缺乏，是調研中遇到的黨政幹部們關注頗多的一大議題。如何讓科技成果更精準地對接邊疆發展需求，讓科技人才在邊境地區找到用武之地，成為推動東北邊疆發展的一大課題。（作者是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