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抗議數字遊民的背後，城市“紳士化”為何困擾多國

【環球時報駐墨西哥、泰國特派記者 謝佳寧 張矜若 環球時報記者 李迅典 徐嘉彤】*編者的話：*上世紀60年代，英國社會學家格拉斯提出“紳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用來描述工人階級社區中的居民逐漸被中產階級取代的過程，這一現象往往伴隨着城市景觀更新、房價攀升、人口結構改變等特徵。近些年，跨境旅遊、數字遊民潮的加速發展，給城市“紳士化”問題帶來更復雜的因素。墨西哥城、巴塞羅那、威尼斯等國際名城都相繼爆發過大規模示威活動，呼籲推行住房改革、抑制租金上漲、調整鼓勵數字遊民的政策等。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紳士化”過程中平衡好住房保障、歷史文化保護、社會經濟發展與和諧社區建設，成為多國探索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

理性訴求摻雜排外情緒

今年7月4日，在美國慶祝獨立日的同時，墨西哥首都居民的憤怒卻在沸騰。當天，數百名墨西哥城居民走上街頭，強烈抗議美國數字遊民的湧入和過度旅遊帶來的住房危機和生活成本上漲。部分人提出要求政府進行干預的理性訴求，但也有不少人在抗議過程中宣泄排外情緒，如破壞星巴克咖啡店、威脅外國食客、繪製反美塗鴉等，令墨西哥政府與民間輿論陷入兩難。墨西哥總統辛鮑姆批評稱：“仇外行為必須受到譴責，即使是出於像城市‘紳士化’這樣的合理問題。”

“墨西哥的抗議活動表現出對城市‘紳士化’的深刻沮喪。”專注於拉丁裔羣體的數字新聞網站wearemitu報道稱。在墨西哥城工作生活的4年時間裏，《環球時報》特派記者能明顯體會到當地公寓租金快速上漲，也看到一些本地低收入家庭承租壓力在不斷攀升。近年來，墨西哥城社區的商業結構也發生改變，傳統的玉米餅小店、理髮店等被咖啡館、普拉提工作室、共享辦公空間逐步替代，外國人集中的地區公共空間“外語化”和文化活動遊客化十分明顯，導致本地原住民文化認同感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蝕。墨西哥基層社區與社會組織把問題歸咎於房地產投機和政府監管缺失，認為這是本國結構性住房危機的外顯。墨西哥自2022年起主動吸引數字遊民和國際客源，存在“引客又治客”的矛盾。

在報道墨西哥城、西班牙巴塞羅那、意大利威尼斯、葡萄牙里斯本等多個城市相繼爆發針對數字遊民和過度旅遊的示威活動時，澳大利亞“對話”新聞網提到，驅動墨西哥城民眾對“紳士化”怨恨的是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長期以來，墨西哥城住房供給不足且市場化程度高，邊緣化羣體聚集在資源不足的社區中。在房產投資回報吸引下，當地房東大都優先考慮將房子租給能支付更高租金的外國租户，使得邊緣化羣體被進一步推向外圍。報道認為，墨西哥抗議者不只是對“大量湧入的喝着咖啡的數字遊民”生氣，更是對“數十年來的城市不平等、受到忽視和排斥”作出回應。*再加上墨西哥城中產和文化從業者對居住地身份認同敏感，上述問題顯得更加“切身”，進而導致矛盾爆發。

中國數字遊民楠楠在墨西哥城生活了近兩年，她在抗議活動發生後接受《環球時報》特派記者採訪時説，剛來墨西哥城時，她被這裏的都市現代化和大量工作機會吸引，積極融入本地生活，但她明顯感受到當地繁華社區對數字遊民的冷漠和偶發指責，“當地人把矛頭指向我這樣的人”。她承認，數字遊民在提升部分街區消費、帶來外匯的同時，也“無意中”推高了房租和服務價格，使得低收入羣體覺得無所適從。而高收入本地羣體又有一種身在自己國家，卻要將優質資源與過多外國人共享的不適。她希望市政府能既保障本地居民權益，又為她這樣的合法居留者提供明確規則，避免矛盾進一步激化。

目前，墨西哥城政府已提出初步方案，將出台監管規定，以確保房東的租金漲幅不得超過通脹水平。同時，當局還強調打擊仇外言論、保護當地生活方式。但專家提醒，這些舉措若無配套的長期制度性住房供給與税制改革，難以從根本上遏制“紳士化”與投機行為。

包容度各不相同，“關鍵在於是否觸及生存底線”

湖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谷浩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提醒説，“紳士化”這種城市更新帶來的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需要依據不同人羣來判斷。除了上文提到的負面後果，“紳士化”客觀上也會起到刺激經濟增長、改善人居環境和提升社區活力等積極作用。

《環球時報》駐泰國特派記者漫步在清邁最繁華的寧曼路上，不同膚色的人匯聚在半開放式的咖啡店和餐廳中，有人敲擊着電腦鍵盤，有人戴着耳機處理工作。這座享有“世界數字遊牧之都”美譽的城市，正持續吸引着全球數字遊民前來紮根。再比如首都曼谷，便捷的交通網絡與首都獨有的資源優勢，更構成對數字遊民的強大吸引力。以記者常去的健身房、舞蹈室和泰語班為例，幾乎每節課都能遇到至少一位從事遠程工作的外籍人士。在這兩座城市，共享辦公空間都分佈廣泛，咖啡、餐食、電源插座和免費網絡是“標配”，瑜伽館、素食快餐店的數量也在持續增長。

據在清邁從事Web3行業的數字遊民秋秋介紹，在旅遊旺季及節假日期間，當地住宿價格的確會出現大幅上漲，但她沒有感受到過泰國民眾對數字遊民的不滿。同在清邁旅居寫代碼的中國數字遊民阿斯告訴《環球時報》特派記者：“我們外國人常去的地方，當地人確實很少涉足。”他曾聽聞一些清邁居民抱怨數字遊民聚集區物價上漲，不得不前往遠離市中心與景區的區域採購日常用品。就連他個人認為性價比較高的瑜伽課，也鮮少有當地人報名。不過，整體而言，“微笑之國”的民眾對外國人的態度仍以友好為主。

這和泰國自身的經濟結構有直接關係。相比於墨西哥這種傳統農業國以及工業較發達的國家，泰國經濟更加依賴旅遊業和服務業。泰國政府去年明確將“遠程工作者/數字遊民”列為拉動旅遊消費的重點客羣，通過延長免籤期限、增加停留天數釋放消費潛力。

這也和泰國政府出台明確規章制度、促進接納數字遊民的舉措相關。首先，為減少對本地居民生活的影響，泰國通過酒店法和公寓章程限制“日租房”，引導客源流向持證酒店、公寓式酒店及合規長租房源。因此，泰國國內輿論即便有所不滿，也主要針對不合規房源運營者，極少針對數字遊民個體。其次，當地還積極推進對數字遊民的接納。2022年，清邁Alt共生空間便舉辦“瞭解泰國遠程工作者需求”小組討論會，泰國本地人與數字遊民共同參與交流。有泰國學者研究發現，數字遊民為當地經濟注入活力的同時，也為本地人創造就業。部分數字遊民還會僱用本地自由職業者，讓當地人有機會接觸商業和IT領域知識，學習數字技術與業務技能。比如阿斯就告訴記者，為了工作需要，他臨時僱用了畢業於清邁大學的奧姆幫着處理一些事項，在這個過程中，他也會帶着奧姆“邊學邊幹”。

不同城市的居民對於“紳士化”的反應如此不同，中央文化和旅遊管理幹部學院研究員孫佳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當地居民反應強度主要取決於經濟收入落差是否觸及其生存底線。”他解釋説，美國一些數字遊民對墨西哥城部分社區居民有着“降維式打擊”的影響，比如其收入遠超當地咖啡豆農等農業從業者，有着“天上地下”的經濟鴻溝，這自然會帶來激烈的反抗。

“紳士化”話語本身具有侷限性

《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墨西哥城“紳士化”相關新聞引發國內不少網民關注，並提出疑問：我國一些城市是否也面臨類似風險？這要先從“紳士化”的概念講起。

事實上，自從“紳士化”一詞首次被提出後，它被認為是一種存在爭議的話語。南寧師範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譚華雲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學界目前逐漸認同一種符合當代城市發展的“紳士化”定義：原土地使用者被擁有較高社會經濟屬性的土地使用者所替換，並伴隨資本再投資與建成環境變化的過程，是一種特指基於社會階層向上更替的空間重構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帶來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並不一定是“向上”的。

*譚華雲提醒道，全球60多年的相關研究揭示出，“紳士化”是一個具有多樣形態和地域差異的現象，它不是一個全球統一的過程，沒有客觀標準。*比如，在美國、西歐等移民國家，階層置換、社會分異、族裔衝突等“紳士化”的負面議題被廣泛討論。而在中國，大家談論的更多是地方政府、市場力量、相關人羣多方協調下的路徑選擇和利益安排，相對具有積極意義。

孫佳山也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要看到“紳士化”話語本身的侷限性。墨西哥城爆發大規模抗議的根本原因在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發展懸殊的現狀，這一矛盾爆發的核心在於經濟落差被羣體性放大，而西方最初定義的“紳士化”框架並沒有體現出這種全球發展不均衡的結構性矛盾。

堅持“以人為本的城市更新”

孫佳山強調，*中國數字遊民的遷移與墨西哥等國面對的所謂“紳士化”現象存在兩點關鍵差異。第一，經濟落差程度不同。*相比美國數字遊民和墨西哥羣眾之間的收入落差巨大，中國數字遊民（如北上廣的遷移者）與大理、景德鎮等地居民收入差距有限，且對地方經濟發展有明確帶動效應。*第二，遷入帶來的社會效應不同。*大理、景德鎮的“新移民”絕大多數是已經融入而非顛覆本地生態的移民，如景德鎮的“景漂”依賴本地陶瓷產業鏈與社區形成共生關係。相比之下，墨西哥城則因數字遊民湧入佔據公共資源，導致部分原住民流離失所。

谷浩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面對城市人口結構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城市更新”，確保多方利益。長期從事“紳士化”研究的青年學者、南開大學旅遊管理專業博士蘇偉鋒也告訴記者，墨西哥城等城市當地居民對“紳士化”的態度主要取決於他們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

蘇偉鋒説，目前國內學界尚未觀察到類似墨西哥城強烈抵抗“紳士化”的現象。*原因在於，我國採取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地方政府綜合運用規劃、財政與社區參與等多種工具，採取提前預防、過程干預和多方共治等策略，集體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預防了本地居民被邊緣化。*與此同時，學界注重借鑑國際經驗，如德國的謹慎更新原則、荷蘭的混合社區策略等。

蘇偉鋒以大理為例對《環球時報》記者解釋説，許多外來者在成為數字遊民的過程中深度融入當地成為“新大理人”，甚至主動參與到本地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中。這種互動關係超越了一些海外抗議者抨擊的“文化挪用”這個相對簡單負面的標籤。蘇偉鋒表示：“中國實踐的意義不在於是否契合某個學術定義，而在於為全球面臨類似變化的城鄉地區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徑，探索出一條更包容和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