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戰爭受害者”？日本把錯誤史觀塞進電影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南京照相館》《東極島》等影片在中國暑期檔熱映，同在這個夏天，多部戰爭題材的日本電影也在該國上映或重映。不過，這些影片都着力描述日本在戰爭中所受的“苦難”，極力展現日本“受害者”形象，卻對其發動侵略戰爭並給亞洲多國造成重大損失的歷史罪行鮮有提及。日本這些年來逐步構建起了這樣一座“悲情工廠”，用渲染戰爭苦難、強調個人化敍事、偷換“反戰敗”與反戰爭概念等手段，借電影打造片面偏頗的戰爭歷史敍事。這種扭曲敍事與日本代際更迭、逃避心理、外交政治現實、戰後追責缺失等都密切相關。

近兩個月，至少7部戰爭電影在日上映或重映

今年7月底，在電影《南京照相館》路演現場，導演申奧告訴觀眾，在硝煙瀰漫的戰爭背後，還有一場看不見的戰爭——一場輿論戰、宣傳戰和文化戰。他表示，時至今日，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依然在互聯網上、在輿論環境中進行着。正因如此，主創團隊希望借這部影片警示觀眾，要在這場文化戰中分清敵友、認清是非。

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今夏的日本院線，就能明白申奧導演的警示。自今年7月起，至少已有7部日本戰爭題材電影接連上映或重映，它們大多渲染日本作為“戰爭受害者”形象遭受的“苦難”，卻鮮少正面客觀提及日本侵略他國的歷史罪行。8月1日，電影《長崎：在閃光的影子下》在日本公映，該片通過3名學生的視角展現了長崎原子彈事件的悲劇，卻對長崎是二戰時期日軍重要軍事基地的事實輕描淡寫。再比如，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80週年的這天，電影《雪風》正式上映。這部影片將日本二戰時期的驅逐艦“雪風”號塑造成所謂“幸運之船”，着重展現其在菲律賓、中途島等地多場激戰中倖存並救援同胞的“傳奇”經歷，粉飾該艦作為日本侵略者作戰武器的事實。

一位匿名的中國網民分享了她最近去看《雪風》先行點映的感想。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部電影的演職員陣容豪華，但內容完全無法令她共情，“情節乾巴，全程強行煽情，有些地方甚至有點好笑”。在日本社交平台上，同樣能看到少量對近期日本二戰電影的批評，其中不乏對這段歷史的清醒思考。比如，有日本網民評論道：“應如實傳達戰爭（的真相），而不對其進行美化。戰爭絕不能再重演。”

不過，也有日本觀眾感慨，“在原子彈爆炸本身還不為一般人所知的時代”，電影《長崎：在閃光的影子下》裏的學生“親歷了前人從未見過的城市毀滅與平民死傷”。對此，有中國歷史學者分析稱，雖然這些創傷的確存在，但這些日本電影通過單一視角，將對侵略與反侵略、戰爭與和平的嚴肅反思，淡化為對本國戰敗所受“苦難”的哀怨。

一些研究中日曆史的學者直言，日本戰爭電影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隱藏在影視作品中的認知攻勢，旨在通過扭曲戰爭敍事，在民間打造虛假偏頗的集體記憶。日本避重就輕地構建起一座“悲情工廠”，生產此類戰爭影片，傳播錯誤二戰史觀。日本左翼學者如吉見義明、井上清等人都認為，“原子彈事件受害者敍事”越來越被政治化，用來強化日本的“和平形象”，但這並不意味着日本真正承擔了對亞洲的戰爭責任。

《南京照相館》編劇許淥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政府至今未作出真誠道歉，也沒能客觀誠實地面對歷史。在他看來，對戰爭的態度和認識反映了人們精神世界的傾向。日本雖有零星反思舉動，卻缺乏整體全面的檢討。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在當地多年的感受是，受害者敍事更容易在日本國內被接受，是因為它滿足了日本民眾那種“我們也是受害者”的自我認同感，淡化了作為加害者的集體記憶負擔。

“悲情工廠”背後的多重套路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去年5月在一次採訪中一針見血地表示，日本人在拍攝有關戰爭的影片時，常常把本國描繪成受害者。“但客觀來看，日本並非受害者，而且我們也不善於承認和麪對侵略者的身份，這一點在日本電影中很少體現。”戛納電影節官網援引是枝裕和的話刊文稱。

是枝裕和的觀察在日本近期的二戰電影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些影片往往通過以下幾種認知手段去構建和放大“受害者史觀”：第一，着重渲染日本平民的戰爭悲情故事，營造“哀傷美學”，喚起觀眾對“犧牲者”的同情，迴避戰爭背景和日本侵略行徑，比如強化廣島、長崎原子彈事件受害者的無辜，突出婦女兒童羣體的苦難，把普通士兵描繪為所謂“被迫的犧牲者”，以及通過家庭、戀人等敍事將侵略行為浪漫化；第二，採用個人化敍事，僅着墨於日本本國某一個或幾個人的故事，止步於“日本國民的苦難”，不觸及侵略他國的內容，從而淡化對國家罪責的討論；第三，偷換概念，將“反戰敗”等同於反戰爭，聚焦於日本“戰敗的傷痛”，而不對其侵略行為進行反思。

此類敍事的演變在歷史上有跡可循。據日本導演太田隆文回顧，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由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擔任首任長官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統治日本，為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其主導製作了大量戰爭電影，着重描繪突出美日之間戰爭歷史的太平洋戰爭以及日軍在其中的暴行。進入上世紀60年代，隨着美日關係的強化，日本戰爭電影延續了着眼於太平洋戰爭的傳統，但風格越發貼近展現戰爭酷炫場面的娛樂作品，並且其中很少出現美軍的身影，日軍似乎總在面對“看不見的敵人”。上世紀70年代後，原子彈爆炸的場景更是被描繪得像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一樣，其發生的原因（即日本此前的侵略行徑）並沒有得到呈現，日本人因此被描繪成“受害者”。

太田認為，這樣的電影敍事違背歷史。對於經歷過戰爭的人們來説，日本侵略中國、偷襲珍珠港等事實不言而喻；但對於沒經歷過二戰的年輕人，日本戰爭電影不能只傳達“日本人是戰爭受害者”的信息，必須傳達“日本是戰爭加害者”的真相。

對於日本缺少描寫南京大屠殺中日本加害行為的電影這一現象，日本導演井上淳一曾在2021年的電影座談會上表示，其原因可能包括電影界籌集資金比較困難。據日本“Litera”新聞網2018年的一篇報道，當時剛贏得戛納金棕櫚獎的是枝裕和表示，自己一直想拍一部以二戰為故事背景的影片，但是因為預算龐大、主題棘手，這一計劃被迫擱置。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幾年，是枝裕和的作品幾乎全有日本富士電視台的出資支持，從《如父如子》到《海街日記》，從《第三度嫌疑人》到《小偷家族》。報道質疑稱，長期以來一直扮演擴散歷史修正主義“旗手”的富士產經集團，真的會為一部描繪日本戰爭加害的電影出資嗎？

美日同盟和缺乏追責削弱日本反省動力

從事批判性亞洲研究和思想史比較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認為，日本社會整體缺乏對戰爭的深刻反思，與上世紀60年代出現的“代際斷裂”有關聯。孫歌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日本，戰後追責主要由親歷過戰爭的一代人推動。他們主張進行全社會層面的反省，強調理解中國作為受害者的處境。”然而，隨着冷戰時期的國際地緣格局重組、美日關係強化等，這種追究歷史責任的延續性在代際更迭過程中被打破了。

日本紀錄片導演松江哲明曾對比日本近些年的戰爭電影和過去由笠原和夫等經歷過戰爭的編劇所創作的戰爭電影，並批評稱：“我在近期一些非戰爭親歷者拍攝的戰爭電影中發現違和感。這些作品帶着過於現代化的視角，看似讓人容易理解，但反而把許多東西有意地掩蓋起來。”日本導演冢本晉也表示：“在許多戰爭親歷者還在世時，他們的經歷過於沉重，所以即便有人心底渴望戰爭，也絕對不會説出口。可隨着這些知曉戰爭痛苦的人漸漸減少，我在日本感受到，一股戰爭氣息正重新浮現出來。”

為何相比德國，日本更加回避戰爭罪責的反思呢？首都師範大學日語系教授王廣生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引述了日本學者仲正昌樹教授在其著作《日本與德國：兩種戰後思想》中的觀點。這一觀點認為，德國反思的背後有“形勢所迫”的原因，德國必須通過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獲得發展空間。而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的政治環境使其無需爭取中韓等受害國的原諒，這削弱了其反省的動力。此外，戰後審判的差異也是重要因素。德國戰犯面臨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的明確追責，而日本戰犯的追責程序明顯缺失。

日本共產黨籍參議員山添拓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關於過去日本發動的戰爭，日本民眾在其作為戰爭受害者的問題上有着相當一致的看法。然而，80年過去了，在本國作為加害者方面，日本社會卻尚未形成共識。我認為這與政府不願正面承認自身應負的責任有關。”8月15日，日本“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在東京舉行。日本首相石破茂發表講話，但講話中只提到“必須把那場戰爭的悔恨和教訓深深地銘記在心”，沒有提及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的加害責任，也沒有嚴肅地以內閣決議的形式發表反省講話。

8月6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官方賬號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高調宣稱“80年前的8月6日，美國和日本結束了太平洋地區一場毀滅性的戰爭”，“美國與日本正緊密合作，共同維護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這一言論被中國網民嘲諷抨擊，認為它嚴重扭曲歷史。

當下，日本學界和民間仍然存在呼籲正視本國侵略歷史的聲音。不幸的是，在日本整體偏右的社會氛圍中，這些聲音通常難以被多數人聽見。日本近現代史學者石田隆至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直言，比起“歷史修正主義在冷戰結束後才成為重要潮流”這一説法，“持歷史修正主義的保守派和右翼一直是日本社會主流”的説法更符合現實。

除了偏右的氛圍外，日本公眾的逃避心理也產生一定影響。孫歌説：“反戰立場本質上需要展現現實的複雜性，這就需要進行自我批評或自我反思。對於媒體和公眾而言，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而出於種種原因，日本公眾往往不願正視這些問題。”

【環球時報記者 黃蘭嵐 陳茜 徐可越 徐劉劉 劉雅婷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林雪原】